Monthly Archives: October 2008

一、司机和回信 半月前刚到成都，在出租车上问司机，现在灾区的情况怎么样了。 “很好呀，政府都安置好了。” “可是，很多灾民还只能住在板房里过冬呀。”我问道。 “那还能怎么样？这是天灾，政府支持的已经够多的了，他们能住到板房，应该知足了。” 我想说什么，但突然想到在不到半年前自发开着车奔赴灾区的，也是这样的司机。于是无语。 朋友要在成都搞一个心理工作坊，参与者都是当地的中小企业老板。她想邀请我过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灾后重建工作，并且号召一下会员捐款。 不过，在和学员们谈了之后，她回信告诉我，“他们表示地震时已经捐了很多钱了，所以现在不愿意再次捐钱。” 七月份在一次论坛上我们就讨论过公众遗忘的问题，之后也看到政府在操纵媒体淡化四川，从迎奥运、看奥运、神七上天、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等等，这一系列操作几乎就是一次完美的清除记忆过程（若不是因为毒奶粉事件）。看到这一切，我一直以为遗忘是政治的要求。但这两件小事却给我以猛击，原来像墙一样立在我们面前的、真正可怕的、难以克服的，不是政府，而是整个社会的性格。 什么是遗忘？遗忘不是不记得，而是认为已经尽了义务，于是也就再无关系。 记不得的可以提醒，但明知苦难的存在却漠然处之，这才是最可怕的遗忘。 二、数手指 前几天和罗世鸿同学在成都吃饭。吃着吃着，谈到现在还有多少草根NGO在灾区现场工作，好，我们就来数一数吧。两个人伸出双手，开始数：遵道的、汉旺的、龙门山的……数呀数，到最后，居然只数到八家。 刚好朱建刚老师也在成都，两人于是找他喝茶。茶馆里，老陌、罗丹也在。我们把问题提出来，于是朱阿姨、老陌、罗丹三个人也伸出双手，遵道的、汉旺的、龙门山的……数呀数，最后每个人居然也只数到八家。 我承认我们有些孤陋寡闻，必然有许多机构（包括许多临时的志愿者团队）还坚守在灾区。但这个数字有多少？相信不会有人可以感到乐观。 NGO们是否在退却？这是我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我相信退却已经在发生，从我邮箱收到的救灾新闻的减少，从ngocn论坛救灾版的冷清就可以看出来。 尽管有同行还是很乐观，因为基金会还在支持。但我相信，NGO的力量不在基金会，而在公众。如果公众已经在遗忘，你又怎能不去回应，而甘心在一个小点上安心做事？到最后，这会不会又成为一个基金会、NGO和项目点之间自娱自乐的游戏？ 三、再见红白 红白是一个让我深受刺激的地方，7月1日的拜访，是我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转折点。转眼间三个半月过去了，我又来到这个小镇。 红白中心校已经被彻底推平，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学校已经在安置点的板房复课了，进去问一位年轻的老师，现在学校有多少人？老师犹豫了一下，说：“有五六百吧，不过我也不太清楚。”然后就匆匆走了。 后来，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学校只有两百多学生。这多出来的，自然是要填原来瞒报的数。 想想这些老师，其实他们也是可怜人。最初说谎的未必是他们，但却要由他们来承担这个道德压力，而且是用一辈子的时间。 然后我们参观板房区，坦白说，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社区设施配备很完整，管理也不错，基本上可以用井井有条，安居乐业来形容。和居民们聊了几句，发现他们的情绪也不错。这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政府要有心想做好一件事，还真的不是一件难事。 午餐时间，我们到上次做旅游业调查的谢大姐的家里吃饭。大姐摆了三张桌子，我们十八个人分头坐下，然后就是不停地上菜，上呀上，上呀上，最后我数了数，居然上了21个菜！谢大姐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我们来的人多，谢大姐叫了她的三个姐妹来帮忙。忙完后，三位大姐坐到了我们这一桌，一坐下，她们就开始不停地诉说地震那天的情形。 “好惨呀！那天还下着雨，我们都冲下去跑到镇上，去救我们的孩子。” “孩子们都压在下面，就在那里喊‘妈妈救救我’，喊着喊着就没有声音了。” “我比较幸运，两个孩子都没事。不过大姐的孩子就没了。” 谢大姐忙完，也坐下来，听着三位姐妹说话，也没说什么。我们听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一个怪异的场面。按理说，不应该在死者的母亲面前谈论那场灾难。但我们也同样感受到那三位姐妹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他们忘记了平常的礼貌，完全地陷入到了当时的回忆中。 那一刻我发现，在这场地震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不管有没有失去孩子或亲人，伤害的刀已经永远地在每个人的心口划下，并且久久无法愈合。 走的时候，我们问大姐住哪里。大姐的房子都震坏了，没办法住。政府发了一万六的补助，让她原址重建，可这点钱根本不够盖房子。大姐说，她现在就睡在房子旁边的帐篷里。 可是，帐篷怎么过冬呢？ 这是我一直担心的第三个问题，关于灾民的过冬。安置点无疑算是幸运的，因为那里有目光，有媒体，有对口的援建，甚至少数幸运的还有NGO的服务。但农村呢，这么一片广大的农村，那些世世代代以这片土地为生的人们，又有谁给过他们多一点目光？ 这个冬天会不会出事？我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中国人现在无疑是越来越彪悍了，几万人的贵州小县城可以聚集起全部的青壮年甚至是少年去烧公安局，一人杀六警，又或者六警杀一人，相似的场景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上演。而在灾区这么广大的地域里，旧的伤痛尚未平复，冤屈仍被压抑，而新的不平又在产生，寒冬转瞬即至，谁又能担保不会发生一场新的动荡？ 没有人能知道，只有等待结果。 四、卤味店和中学生 吃完午饭，我们一起下山往镇上走。谢大姐却一直跟着我们，原来她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店，卖卤味，下午要过去看店。大姐说，我要从小生意开始，从头再来。 还记得上次和薛野来红白，在广汉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张百万，他原来在银厂沟开农家乐的，身家过百万。可是一场地震把他的农家乐全埋了，只抢救出来一张农家乐的照片。张百万拿着照片告诉我们，他的新酒店是贷款买的，刚盖好就赶上了地震，这使得他不仅身家全无，还负债累累。不过，在张百万身上却看不到一点沮丧的神情。事实上，他很快就跑到了广汉的亲戚家，合伙开起了卤味店，在公路边招揽生意。 这就是四川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乐观和务实。他们的内心也许依然很痛，但却能很快爬起来，落手落脚，用最基本、最原始的方法去生活，从最底层的小生意开始做起，一步一步积累。有人批评灾民打麻将，却没看到这背后和破产的谢大姐（或张百万）开卤味店实际是同一种精神。若没有这种精神，这次地震产生的灾害还要大许多倍。 … Continue reading →

（又到成都，转帖不太旧的旧文一篇，算是后面文章的一个背景交待吧。） 2008/8/28 到昆明 到了好几天了，19号到的。落地虽然是晚上，但吹入车窗的凉风告诉我，昆明和成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 高原上的风，干爽、通透，和成都的潮湿闷热是两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昆明有点像北京，开阔，高远，不拘小节。 我发现自己会把城市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北京式的，大气，辽阔，另一类是成都式的（也包括上海、广州等），精致，生活化。 后一类城市的优势是生活方便，例如成都，随便走两步就有吃的，大排档开到通宵，在昆明就没那么幸运了，常常要走个十分钟才有吃的，而且大部分是米线（云南就没有别的菜了吗）。 然而，细节太丰富的城市难免世俗，少了一种一望无际的辽阔。 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作为公益创业者，有时候不得不同时面对所有层面的事情，从最抽象的理念、愿景，到战略、项目设计，再到最具体最琐碎的执行和汇报。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身陷在细节中不能自拔，这些细节淹没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工作变成了例行公事。 所以，最重要的，是必须留出让自己自由思考的时间。就如同在城市中，我们必须时时仰望天空。 在过去的三个月，最遗憾的，是没能给自己更多思考的时间。当然这样说不太准确，事实是我一直在思考，只是不得其法，无法到达思考的终点而已。 到达终点很难，因为自己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前进不仅仅是一个向外扩张的过程，更多时候，它实际是一个向内探寻和觉察的过程。 还记得一开始的忙碌与迷茫。我们算是最早参与救灾工作的组织之一，从5月12日晚上和一些公益组织共同倡议发起联合救灾行动（即后来的 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到14日发布多背一公斤的救灾专题网站，然后17日抵达成都，参与前线的工作协调。刚到成都的那个星期，天天忙着调配物资和 协调各方信息，每天从早上九点开始，不停地接电话和开会，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然后就是各个组织聚在一起，总结当天工作和安排下一步的行动。 即便如此，自己却很清楚，这一切行动都是暂时的。在紧急救援结束后，将有漫长的重建期，那时候，目标不再清晰，联合也将不复存在，每个组 织都必须根据自己的使命和能力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单独战斗，那才是真正考验一个组织的承诺和能力的时候。而我们的困难在于，对于这样巨大的灾难，我们手头 的资源实在太少；而对于漫长的灾后重建，我们又实在没有一星半点的经验。 真是困难。每一天我都不停地问自己：”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没有答案，直到这种拷问终于变成了抓狂。还记得在5月22（或23）日的晚上，一个人躺在青年旅舍的床上，毫无来由地不停地蹬着被子–那一刻，我想要释放的是什么？ 然后去了安置点，于是就有了帐篷图书室，和后来的板房学校图书室项目。这些事情都不算很容易做，幸运的是，在一些朋友和机构的支持下，它们也慢慢地开展起来了。 某些时刻，以为找到了未来的方向，某些时刻，却依旧迷茫。 六月份南都基金会的案例分享会上，我发言的第一句：”之前分享案例的同行给人的印象是行动迅速，在灾区做了很多工作。但坦白说，我个人在这段时间是思考多于行动，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们能做的，而什么又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没必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意志坚决、行动迅速的组织，我们的确有很多迷茫，只要这不妨碍我们的前进。 这些迷茫，一方面来自方法的困惑，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另一方面，却来自态度和立场的矛盾。 随着工作的进行，开始走访更多地区，更多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 汉旺，整个镇都没毁了。这种景象，就仿佛被飞机来来回回炸了五遍，没有一面完整的墙，到处都是瓦砾。 到达富新二小的时候，失去孩子的父母正举着孩子的遗像，围在一起不肯散去。整个富新镇，一栋民居都没有塌，学校的办公楼也没有塌，唯独教学楼塌了。 这整个镇唯一一栋塌了的楼，比整个汉旺的残垣断瓦加起来更加触目惊心。 这一塌，死了137名学生，而报上去的数字是27。 作为身在其中的参与者，不可能对这些事实不闻不问。作为行动者，我们应该面向未来，应该鼓励幸存下来的人们更好地活下去。但作为公民，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如何面对那些被伤害、被忽略了的人们？ 谁能告诉我，我们该用一种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 这两种无法调和的情绪，在7月1日终于到达了顶峰。 那天下午，我们到什邡市红白镇一位大姐家做旅游业调研。大姐的农家乐在地震中全部被毁了，但她还住在破了的房子里。在房子旁边的地里，大姐指着一个小土丘，告诉我们，她的小儿子死于地震。 过去整整五十天了，坟上的草居然长了足足有一尺高。 问大姐，如果我们提供支持的话，是否想重新搞农家乐。大姐说，她不想赚钱，只想有钱了给小儿子修一个好一点的坟。 红白死了将近四百个学生，但学校只上报了一百五十多。许多人的孩子，连死了被承认的资格都没有。 大姐的孩子，恐怕也是其中之一。 想起坟上的草，时间是过得很快的，许多记忆和事实会慢慢被大众所遗忘，但那些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呢？ 朋友在当地做志愿者，他领我们到学校对面的山坡。层层的坡地上，一座座白色的新坟静躺着，布满了整个山坡。细数一下，居然已经超过了一百五十之数。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