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同事在回复博客的用户留言时,发现了我四年前写的一篇博客《参观惠灵有感》。
那是我在04年6月作为志愿者到惠灵服务后写的感想。那时我只知道志愿者,不知道NGO(这从文中的用语可看的出来),而惠灵是我近距离接触的第一家NGO,感受自然很多。
这篇文章,表达了我对志愿工作,特别是全职志愿工作的理解。有趣的是,当时的许多想法,到现在也没有太大改变。
例如,说项目模式的:
一个好的志愿服务模式对志愿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体现了你的理念,你的独特性,它也决定 了你的项目是否有吸引力,是否容易传播和是否容易扩展。
这直接就表现在了多背一公斤的创意上了。
又如,说到人的成功:
一个人的事业的成功(这个事业不单指志愿事业),主要由以下三点决定:
1、 信念
2、 能力
3、 资源
其实一个组织的成功又何尝不是?而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他所关注的也无非这三件事(放到组织层面,里面的能力换成团队和战略更合适点)。
关于全职员工的待遇:
志愿工作者(注:即NGO全职员工)是优先于服务对象的,首先应该满足志愿工作者合理的劳动报酬,其次才是将资源分发到服务对象身上。
不能不坦白说,这两年受NGO圈的“熏陶”比较多,都不太好理直气壮地提这个问题了。但在个人的价值观中,给全职的同事经济上体面的收入,是我作为团队领导的义务。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做得还不错,当然,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做得更好。
四年前,我心目中的志愿工作(即NGO)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开放的。
它是快乐的、有趣的。
它是张扬的、自信的。
它是以一种事业的形式来经营的。
它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同时,也让自己变得更美好。
它能给志愿者以合理的报酬,这包括良好的个人成长,和经济上的明确体现――一个合格的全职志愿工作者,他应能获得不低于相同人群(以志愿者自身的教育和经验为标准)平均水平的收入。
我们常说,要找到最初的心。我想,这就是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最初的心吧。我不是为了要成立一个NGO,而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做这样的事,至于我们自己是不是NGO,甚至是不是符合国内主流NGO的标准,那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自然,这条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寒冬正在降临,也许我们明年就会消失。但至少在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所有四年前理想的萌芽,这是我在此刻感到最欣慰的一点。
Tags: NGO 理想
昨晚看到梁晓燕老师的一篇访谈,关于组织的战略规划的,最后的总结很好:
现在的NGO“不死不活”的挺多,能维持,但发展不好。所谓发展不好,最主要是没有活力,因为时间一长,大家在维持生存、寻找资金的过程当中,慢慢就把使 命感给磨损掉了。一个组织刚刚起步时,要不断地去适应各种各样的资助方,资助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这个过程很困难、很磨人。渐渐地,你做这件事情的初 衷和使命感就淡忘了,最后变成为项目而项目、为工作而工作——不死不活。
我们对自己也有类似的担心。多背一公斤发展至今超过四年,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个人感觉发展还是有点慢。我觉得这里面很大的问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自身的愿景、战略、工作目标等的不清晰,这使得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多背一公斤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主要体现在:
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近期合适的时候进行一次整个组织的战略规划活动。到时候,除了全职团队的成员,我们也可能邀请一些志愿者、行业内的实践者、专家来参加研讨。
有兴趣参加或对我们的战略规划有任何建议的朋友,欢迎联络我:1kg.project#gmail.com(请将#换成@)
附:自然之友战略规划笔记
背景:
规划前的共识:
规划过程:
Tags: 战略规划 NGO
一、司机和回信
半月前刚到成都,在出租车上问司机,现在灾区的情况怎么样了。
“很好呀,政府都安置好了。”
“可是,很多灾民还只能住在板房里过冬呀。”我问道。
“那还能怎么样?这是天灾,政府支持的已经够多的了,他们能住到板房,应该知足了。”
我想说什么,但突然想到在不到半年前自发开着车奔赴灾区的,也是这样的司机。于是无语。
朋友要在成都搞一个心理工作坊,参与者都是当地的中小企业老板。她想邀请我过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灾后重建工作,并且号召一下会员捐款。
不过,在和学员们谈了之后,她回信告诉我,“他们表示地震时已经捐了很多钱了,所以现在不愿意再次捐钱。”
七月份在一次论坛上我们就讨论过公众遗忘的问题,之后也看到政府在操纵媒体淡化四川,从迎奥运、看奥运、神七上天、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等等,这一系列操作几乎就是一次完美的清除记忆过程(若不是因为毒奶粉事件)。看到这一切,我一直以为遗忘是政治的要求。但这两件小事却给我以猛击,原来像墙一样立在我们面前的、真正可怕的、难以克服的,不是政府,而是整个社会的性格。
什么是遗忘?遗忘不是不记得,而是认为已经尽了义务,于是也就再无关系。
记不得的可以提醒,但明知苦难的存在却漠然处之,这才是最可怕的遗忘。
二、数手指
前几天和罗世鸿同学在成都吃饭。吃着吃着,谈到现在还有多少草根NGO在灾区现场工作,好,我们就来数一数吧。两个人伸出双手,开始数:遵道的、汉旺的、龙门山的……数呀数,到最后,居然只数到八家。
刚好朱建刚老师也在成都,两人于是找他喝茶。茶馆里,老陌、罗丹也在。我们把问题提出来,于是朱阿姨、老陌、罗丹三个人也伸出双手,遵道的、汉旺的、龙门山的……数呀数,最后每个人居然也只数到八家。
我承认我们有些孤陋寡闻,必然有许多机构(包括许多临时的志愿者团队)还坚守在灾区。但这个数字有多少?相信不会有人可以感到乐观。
NGO们是否在退却?这是我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我相信退却已经在发生,从我邮箱收到的救灾新闻的减少,从ngocn论坛救灾版的冷清就可以看出来。
尽管有同行还是很乐观,因为基金会还在支持。但我相信,NGO的力量不在基金会,而在公众。如果公众已经在遗忘,你又怎能不去回应,而甘心在一个小点上安心做事?到最后,这会不会又成为一个基金会、NGO和项目点之间自娱自乐的游戏?
三、再见红白
红白是一个让我深受刺激的地方,7月1日的拜访,是我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转折点。转眼间三个半月过去了,我又来到这个小镇。
红白中心校已经被彻底推平,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学校已经在安置点的板房复课了,进去问一位年轻的老师,现在学校有多少人?老师犹豫了一下,说:“有五六百吧,不过我也不太清楚。”然后就匆匆走了。
后来,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学校只有两百多学生。这多出来的,自然是要填原来瞒报的数。
想想这些老师,其实他们也是可怜人。最初说谎的未必是他们,但却要由他们来承担这个道德压力,而且是用一辈子的时间。
然后我们参观板房区,坦白说,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社区设施配备很完整,管理也不错,基本上可以用井井有条,安居乐业来形容。和居民们聊了几句,发现他们的情绪也不错。这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政府要有心想做好一件事,还真的不是一件难事。
午餐时间,我们到上次做旅游业调查的谢大姐的家里吃饭。大姐摆了三张桌子,我们十八个人分头坐下,然后就是不停地上菜,上呀上,上呀上,最后我数了数,居然上了21个菜!谢大姐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我们来的人多,谢大姐叫了她的三个姐妹来帮忙。忙完后,三位大姐坐到了我们这一桌,一坐下,她们就开始不停地诉说地震那天的情形。
“好惨呀!那天还下着雨,我们都冲下去跑到镇上,去救我们的孩子。”
“孩子们都压在下面,就在那里喊‘妈妈救救我’,喊着喊着就没有声音了。”
“我比较幸运,两个孩子都没事。不过大姐的孩子就没了。”
谢大姐忙完,也坐下来,听着三位姐妹说话,也没说什么。我们听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一个怪异的场面。按理说,不应该在死者的母亲面前谈论那场灾难。但我们也同样感受到那三位姐妹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他们忘记了平常的礼貌,完全地陷入到了当时的回忆中。
那一刻我发现,在这场地震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不管有没有失去孩子或亲人,伤害的刀已经永远地在每个人的心口划下,并且久久无法愈合。
走的时候,我们问大姐住哪里。大姐的房子都震坏了,没办法住。政府发了一万六的补助,让她原址重建,可这点钱根本不够盖房子。大姐说,她现在就睡在房子旁边的帐篷里。
可是,帐篷怎么过冬呢?
这是我一直担心的第三个问题,关于灾民的过冬。安置点无疑算是幸运的,因为那里有目光,有媒体,有对口的援建,甚至少数幸运的还有NGO的服务。但农村呢,这么一片广大的农村,那些世世代代以这片土地为生的人们,又有谁给过他们多一点目光?
这个冬天会不会出事?我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中国人现在无疑是越来越彪悍了,几万人的贵州小县城可以聚集起全部的青壮年甚至是少年去烧公安局,一人杀六警,又或者六警杀一人,相似的场景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上演。而在灾区这么广大的地域里,旧的伤痛尚未平复,冤屈仍被压抑,而新的不平又在产生,寒冬转瞬即至,谁又能担保不会发生一场新的动荡?
没有人能知道,只有等待结果。
四、卤味店和中学生
吃完午饭,我们一起下山往镇上走。谢大姐却一直跟着我们,原来她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店,卖卤味,下午要过去看店。大姐说,我要从小生意开始,从头再来。
还记得上次和薛野来红白,在广汉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张百万,他原来在银厂沟开农家乐的,身家过百万。可是一场地震把他的农家乐全埋了,只抢救出来一张农家乐的照片。张百万拿着照片告诉我们,他的新酒店是贷款买的,刚盖好就赶上了地震,这使得他不仅身家全无,还负债累累。不过,在张百万身上却看不到一点沮丧的神情。事实上,他很快就跑到了广汉的亲戚家,合伙开起了卤味店,在公路边招揽生意。
这就是四川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乐观和务实。他们的内心也许依然很痛,但却能很快爬起来,落手落脚,用最基本、最原始的方法去生活,从最底层的小生意开始做起,一步一步积累。有人批评灾民打麻将,却没看到这背后和破产的谢大姐(或张百万)开卤味店实际是同一种精神。若没有这种精神,这次地震产生的灾害还要大许多倍。
在离开红白前,我们又去了那个布满坟头的山坡,这里埋葬着部分在地震中丧生的学生和老师。三个多月不见,基本还是老样子。唯一的变化是,几个坟头前立了石头的墓碑,代替了原来寒碜的木板,而原来盖住坟头的两片临时糊起来的白色水泥预制板,也由于时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灰暗。
秋天到了,草不那么绿了,我们站在山坡上,竟有些萧杀的味道。
这时候,几个镇上的中学生上来了。他们走上来,默默地在一个坟头前面停驻,同行的胡子告诉我,那是他们逝去的物理老师。然后他们继续往前,沿着坟头一行一行地往上走过去,走到某个坟前就停留一小会——那是以前的同学或老师——他们停下来,看着,也不说什么。
那天是周五,为了让住宿的学生可以赶回家吃饭,所以下午的学放得早。这几个学生,也许住在安置点,须要回家做饭,又也许住在下面的村里,须要走几里的路才能到家。不管怎样,在一周结束之时,在天将黑之际,在回家之前,他们来到了这里,这个埋葬着他们的老师和同学的地方。
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但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种怀念,也是一种自我治疗。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我治疗,或者是诉说,或者是工作,或者仅仅只是怀念。
那我们呢,在看过这么多,经历过这么多之后,是不是也需要一种治疗?
是的,但我们的药就在这里,就在眼前的土地,就是眼前的人们。我们的生命,荒凉,但尚不至绝望。从谢大姐的卤味店,到这些中学生默默的行动,希望一直就在那儿。没有人帮自己,我们就自力更生,没有人记住,我们就自己怀念。这就是这里的人们正在做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后记
八月底我离开了四川一个半月,十月初才再次回来。隔了一段距离去看的好处是,你可以去猜测一幅更大的图景,并由此去判断自己做的事情是否真正有意义。公众遗忘、NGO的退却、灾民过冬难题是我对这幅大图景的猜测,重回四川后的种种经历,或多或少都验证了这些猜测。但是,正如同上述最后的两个故事一样,再黑暗的环境,我们依然还是可以看到光亮。
但是,你必须进入其中,才有可能看得见希望。在外面观望的,永远只有犹豫和绝望。
关于我们自己,不管是心态还是在做的事,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还在不断地发现和寻找,寻找那些可以超越这个冬天,到达三五年之后(或者更长时间)的事,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设计和创造,创造那些超越拾遗补缺,直达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工作。我相信,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
Tags: 四川 地震 多背一公斤
(又到成都,转帖不太旧的旧文一篇,算是后面文章的一个背景交待吧。)
到了好几天了,19号到的。落地虽然是晚上,但吹入车窗的凉风告诉我,昆明和成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
高原上的风,干爽、通透,和成都的潮湿闷热是两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昆明有点像北京,开阔,高远,不拘小节。
我发现自己会把城市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北京式的,大气,辽阔,另一类是成都式的(也包括上海、广州等),精致,生活化。
后一类城市的优势是生活方便,例如成都,随便走两步就有吃的,大排档开到通宵,在昆明就没那么幸运了,常常要走个十分钟才有吃的,而且大部分是米线(云南就没有别的菜了吗)。
然而,细节太丰富的城市难免世俗,少了一种一望无际的辽阔。
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作为公益创业者,有时候不得不同时面对所有层面的事情,从最抽象的理念、愿景,到战略、项目设计,再到最具体最琐碎的执行和汇报。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身陷在细节中不能自拔,这些细节淹没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工作变成了例行公事。
所以,最重要的,是必须留出让自己自由思考的时间。就如同在城市中,我们必须时时仰望天空。
在过去的三个月,最遗憾的,是没能给自己更多思考的时间。当然这样说不太准确,事实是我一直在思考,只是不得其法,无法到达思考的终点而已。
到达终点很难,因为自己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前进不仅仅是一个向外扩张的过程,更多时候,它实际是一个向内探寻和觉察的过程。
还记得一开始的忙碌与迷茫。我们算是最早参与救灾工作的组织之一,从5月12日晚上和一些公益组织共同倡议发起联合救灾行动(即后来的 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到14日发布多背一公斤的救灾专题网站,然后17日抵达成都,参与前线的工作协调。刚到成都的那个星期,天天忙着调配物资和 协调各方信息,每天从早上九点开始,不停地接电话和开会,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然后就是各个组织聚在一起,总结当天工作和安排下一步的行动。
即便如此,自己却很清楚,这一切行动都是暂时的。在紧急救援结束后,将有漫长的重建期,那时候,目标不再清晰,联合也将不复存在,每个组 织都必须根据自己的使命和能力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单独战斗,那才是真正考验一个组织的承诺和能力的时候。而我们的困难在于,对于这样巨大的灾难,我们手头 的资源实在太少;而对于漫长的灾后重建,我们又实在没有一星半点的经验。
真是困难。每一天我都不停地问自己:”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没有答案,直到这种拷问终于变成了抓狂。还记得在5月22(或23)日的晚上,一个人躺在青年旅舍的床上,毫无来由地不停地蹬着被子–那一刻,我想要释放的是什么?
然后去了安置点,于是就有了帐篷图书室,和后来的板房学校图书室项目。这些事情都不算很容易做,幸运的是,在一些朋友和机构的支持下,它们也慢慢地开展起来了。
某些时刻,以为找到了未来的方向,某些时刻,却依旧迷茫。
六月份南都基金会的案例分享会上,我发言的第一句:”之前分享案例的同行给人的印象是行动迅速,在灾区做了很多工作。但坦白说,我个人在这段时间是思考多于行动,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们能做的,而什么又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没必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意志坚决、行动迅速的组织,我们的确有很多迷茫,只要这不妨碍我们的前进。
这些迷茫,一方面来自方法的困惑,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另一方面,却来自态度和立场的矛盾。
随着工作的进行,开始走访更多地区,更多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
汉旺,整个镇都没毁了。这种景象,就仿佛被飞机来来回回炸了五遍,没有一面完整的墙,到处都是瓦砾。
到达富新二小的时候,失去孩子的父母正举着孩子的遗像,围在一起不肯散去。整个富新镇,一栋民居都没有塌,学校的办公楼也没有塌,唯独教学楼塌了。
这整个镇唯一一栋塌了的楼,比整个汉旺的残垣断瓦加起来更加触目惊心。
这一塌,死了137名学生,而报上去的数字是27。
作为身在其中的参与者,不可能对这些事实不闻不问。作为行动者,我们应该面向未来,应该鼓励幸存下来的人们更好地活下去。但作为公民,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如何面对那些被伤害、被忽略了的人们?
谁能告诉我,我们该用一种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
这两种无法调和的情绪,在7月1日终于到达了顶峰。
那天下午,我们到什邡市红白镇一位大姐家做旅游业调研。大姐的农家乐在地震中全部被毁了,但她还住在破了的房子里。在房子旁边的地里,大姐指着一个小土丘,告诉我们,她的小儿子死于地震。
过去整整五十天了,坟上的草居然长了足足有一尺高。
问大姐,如果我们提供支持的话,是否想重新搞农家乐。大姐说,她不想赚钱,只想有钱了给小儿子修一个好一点的坟。
红白死了将近四百个学生,但学校只上报了一百五十多。许多人的孩子,连死了被承认的资格都没有。
大姐的孩子,恐怕也是其中之一。
想起坟上的草,时间是过得很快的,许多记忆和事实会慢慢被大众所遗忘,但那些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呢?
朋友在当地做志愿者,他领我们到学校对面的山坡。层层的坡地上,一座座白色的新坟静躺着,布满了整个山坡。细数一下,居然已经超过了一百五十之数。
每个新坟都用两块薄薄的半圆形水泥板盖住,虽然做工粗糙,但已是当地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材料。每个坟前都放着孩子的照片,旁边摆着他们生前用 过的物品。有的放着书、作业本和文具,看得出是个爱学习的孩子,有的是花,镜子,一看就是个爱漂亮的女孩,还有的放着篮球,想必是个小小体育迷。
这些物品透露出来的信息如此鲜活,仿佛每个孩子都不曾离去。有些人想抹去他们存在过的痕迹,他们的父母就用这样的方式抗争着。
我们站在山岗上,静默无语。七月的阳光灿烂,风拂过层层的新坟,也是静默无语。
那一刻,我的心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
回去的路上,车厢里气氛压抑得仿佛要凝固了一般,没有人能说得出一个字。我问自己,我们做的,是否有意义?我们为幸存的人们盖起了房子,建起了图书室,是否真的有意义?是否能再次避免眼前的悲剧?是否能让他们不再遭受被忽略的命运?
每一次拷问都让自己进入更深的无所依恃的境地。我知道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但至少开始看清一些因缘。人的生存和富足固然重要,但若没有独立的 意志,则难免再次陷入被忽略和被奴役的境地。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去帮助人们重建物质上的家园固然重要,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那些能够触及人的灵魂的事。
于是在图书室项目中,有了后来的阅读教育。
之后的日子平静如水。我们继续联系书商,组织志愿者踩点,建图书室,同样的,我们也吃饭喝酒,夜夜烧烤。
七月初到长沙做了一次培训,和老曲睡一个房。老曲在几年前就从事法律维权和志愿者的培训工作,算是我的前辈。黑暗中,老曲幽幽叹了口气,”这世道真让人绝望呀。”
两人无语。那段时间发生的事,weng’an的动荡,上海的杨佳案等等,无不让人感到世道的崩坏竟隐隐已势难挽回。而要做一点事,却又如此的难。更别说不管做什么事,似乎都无法阻止这块巨石的加速下滑了。这当中的无力感,才是真正让人感到绝望的吧。
我知道这种绝望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所当然的,身在这个社会的大潮中,在最基层,在远离CCTV和新华社的地方,你无法不感到绝望。但我的训练 也告诉自己,尽管这是自己无可逃避的命数,但沉溺其中只会让自己变得退缩和逃避。自己心力有限,暂时还无法从这种状态中脱身,但至少可以保持一点清明的认 识。
在情绪的滔天巨浪前,这是唯一保证自我的小舟不被倾覆的力量。
虽然不好受,却终于可以和平地接受。不需要假装忽略,也不需要勉强而行之。就像蜗牛,就算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却也不用忧虑,慢慢爬就对了。
只需要一点时间和机缘而已。
这次来昆明,特意提前了几天到达,在头两天,依然感到烦躁不安,无法专心。
但这正是时候。我推掉了赵晗和小户抚仙湖的邀请,自己一个人留在了青年旅舍。
坐在四楼通道的沙发上,翻着书,看着天上的云,路边的树,和阳台上的花。然后,在某一个时刻,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这种难以表达的感觉,如果真要勉强表达的话,那就是:我开始接受这一切了。
不再企求,不再责备,不再自我保护。
我接受这个世界和所处的这片土地,尽管它看起来如此糟糕。我不再站在它的外面或对立面,而是成为它的一份子,接受它的所有。它崩坏,即我崩坏,它沉沦,即我沉沦。但同样的,只要还有一盏灯在亮着,这片大陆就不会黑暗。
我接受我们的团队。我们很小,力量很微薄,工作远非一帆风顺,有时无法被人理解,很多时候还险些难以为继。我们也不是明星,每个人都如此平凡,但当我们走到一起,却做出了不凡的事,并且,在大家身上,我看到了承担、勇敢和内省。
我也接受我自己。接受自己不可预知的未来和日渐老去的身体,接受自己疼痛的背部、糟糕的记性、和偶尔的坏脾气。当内心不再挣扎的时候,我能看得更远,更加自由,一切都很好。
如此而已。
感谢这段时间给我的波折。这样的波折不会停止,它必然再度光临。但每一次,它都会引导我进入更精微的层次。
PS. 这篇算是这几个月来的简单记录,前几天在昆明时写了一半,到广州后写完。
Tags: 四川 地震 多背一公斤
我们网站后台中有每月新增学校的统计汇总。前两天,我发现网站的学校总数达到了五百所:
| 月份 | 累计 | 当月新增 |
| 2008年10月 | 500 | 21 |
| 2008年9月 | 479 | 15 |
| 2008年8月 | 464 | 16 |
| 2008年7月 | 448 | 57 |
| 2008年6月 | 391 | 25 |
| 2008年5月 | 366 | 48 |
| 2008年4月 | 318 | 56 |
| 2008年3月 | 262 | 69 |
| 2008年2月 | 193 | 17 |
| 2008年1月 | 176 | 63 |
| 2007年12月 | 113 | 113 |
这算是我们的一个小小里程碑吧。它证明“多背一公斤”这种依靠用户参与的公益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说明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中国西部乡村旅游点周边的学校覆盖。
这个数字同时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到了现在这个时刻,学校数量已不是我们目前追求的主要目标,我们应当把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参与量(真正参与了行动的用户)和参与的深度(用户在参与过程中提供的服务)的改善上。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降低参与门槛,如通过中转站和城市周边公益旅游的形式,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开发更多适合志愿者参与的、有更强实效的公益活动形式,如阅读教育、环保教育活动等等,而作为支持,我们也会为志愿者提供必要的培训和交流。
我们希望,每一个旅行中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为乡村学生分享一段有意义的时光。
另有一件事,作为一个牙齿当金使的人,我还记得在年初说过一句话:
当我们的学校达到了500所,我们会非常严肃地选择我们在资金方面的合作伙伴。
我想这是需要我兑现承诺的时候了,接下来,我会把精力投入到多背一公斤的盈利模式建设上来。有兴趣和我们合作的个人、商业公司或者基金会,请与我们联络:1kg.org#gmail.com(请将#换成@)
注:因新网站的数据库录入,学校新增统计表中07年12月-08年4月的数字含04-07年的学校录入量,不代表准确的当月新增学校数量。
Tags: 学校 多背一公斤
信乐团的歌在KTV唱得多了,周五晚终于见到了信本人。
当晚,我和成都的志愿者们一起受邀参加”信Kappa限量鞋款全国首发会“,在首发会上,我们作为公益组织获赠由信亲手设计和亲笔签名的鞋子。

这就是那双鞋子,上面的签名是信在现场签的:
现场的信似乎有点疲惫,热度不够(也难怪,发布会,逢场作戏嘛)。而且,负责当晚活动的公关公司准备得很一般,很多环节都没控制好,没有把现场气氛做起来。
Tags: 信 Kappa 商业合作, 多背一公斤
看到一条新闻:《错过诺贝尔,还有萨哈罗夫》。
写完博客的标题,才想起俺现在是独立的博客,不用怕GFW的关键词过滤的,但还是习惯性地写成了“胡+”,奴性呀奴性。
和胡佳没有见过面,不过和他的夫人曾金燕女士却有一面之缘。那是在06年夏天的一次由天下溪主办的西部学生夏令营交流活动上,交流活动由梁晓燕老师主持,邀请了金燕、林治美(乡村教育促进会)和我作为分享的嘉宾。
分享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一直记得的,是在现场受到的震动。金燕年龄比我小了很多,但她的讲话,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真诚和热切,从这背后,我能感受到她对人生对生命的热爱。金燕的个子小小的,但小小的躯体内却藏着极大的力量,仿佛随时都会爆发,让人不能不为之震撼。
这种极其真诚而热切的力量,我之前只在梁晓燕老师身上看到过。如果算上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那么,我猜想特蕾莎修女的身上也会喷涌着这股力量。
后来,逐渐了解到金燕和胡佳两夫妇在做的事,他们的境遇,以及他们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就慢慢理解了金燕身上这股力量的源泉。
如果一个人经常要深入到世人遗弃的艾滋村,面对人世最痛苦的真相,又或是一个人不得不面对无穷无尽的恐吓、监视、软禁甚至是牢狱之灾,那么,能支持他走下去的,也唯有这股纯而又纯的热情了吧?
还记得交流活动之前,梁老师请我们几个吃午饭。宾馆楼下的食堂,几样很简单甚至简朴的小菜,我们很认真地吃完了。席间,梁老师描述金燕夫妇的生活,在他们的家的周围如何常年有至少四名便衣在把守,又聊起她如何冒充同楼的住户,骗过便衣探望金燕夫妇。这种在抗日老片中才会出现的敌后场景,居然就发生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土地上,让人概叹。也许,这也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胡佳(还有金燕)的工作的必要性。
国庆前,Timeout杂志因为40 Beijing Heroes专题采访我,最后记者问我:“你心目中的城市英雄是谁?”
我想了想,跟记者说:“我即使说出来,你也不能写出来,即便你写出来,稿子也不可能被通过。因为我心目中的城市英雄是胡佳和金燕,是梁晓燕老师。”
“你选他们做城市英雄的理由是什么?”记者又问。
我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说了真话。”
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他们依然选择了说出真话,这就是他们弥足珍贵的原因。
恭喜胡佳!
Tags: 胡佳 梁晓燕 曾金燕
[11:37:12] 安猪 说: 网吧工作很爽的
[11:37:16] Vivian 说: 。。。。
[11:37:55] 安猪 说: 什么都有,预装msn/skype/飞信/搜狗,还提供网盘,太方便了
[11:38:06] Vivian 说: 这么先进
[11:38:39] 安猪 说: 我只要下个firefox扔到网盘里就行了,每次上机直接打开网盘安装
[11:39:01] 安猪 说: 搜狗还可以记录你的词库,自动网络更新,巨爽
[11:39:25] 安猪 说: 这里还提供餐饮一条龙服务
[11:39:30] Vivian 说: 。。。。。
[11:39:37] Vivian 说: 我受不了网吧的烟味
[11:39:39] 安猪 说: 而且环境巨好
[11:39:55] 安猪 说: 白天没人吸烟,而且空间很大,我坐靠窗
[11:40:10] 安猪 说: 不是一排排的那种,是圆形的桌子
[11:40:13] Vivian 说: 哦
[11:40:19] Vivian 说: 时代进步真快
Tags: 网吧
刚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草根组织筹款背后的危机》,一组数字看得我心惊胆跳:
《公益时报》在去年12月曾报道称,“地球村”90%的经费均来自境外,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的境外资金比例也占到了85%左右。
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在42个国家进行的民间组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结果显示,民间组织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服务性收费和政府资助。其中,服务收费占总收入 49%、政府资助为40%、慈善所得仅为11%。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据清华大学抽样调查显示,草根组织资金来源所占比重主要为:企业捐赠31.1%, 政府资助24.9%,会员费20.4%,个人捐赠6.6%。
对里面霍布金斯大学的研究中的中国的数字我是有所保留的,为什么中国的草根组织资金来源中没有任何的基金会的影子?不可能。另外,中国的草根组织向企业筹款的能力那么强吗?完全看不出。所以我很有兴趣看看这份研究,看看里面的草根组织到底包括哪些。
对地球村和民促会的数字虽不觉意外,但看到还是相当的担忧。我是行业的边缘人,不清楚这些前辈们的运作和发展情况怎么样,但对于过于单一的资金来源,我还是有种本能的防范。
多背一公斤目前的资金来源,大约有1/3来自基金会,有接近1/3来自企业捐赠,剩下的来自自身的项目运作、产品运作和比赛奖金等。从好的方面看,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化,但细细分析,大部分的资金来源都不稳定,这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担心的。寒冬来临,我们当然希望有些“长期饭票”的支持,而少些有一顿没一顿的“快餐”(当然这要比没有饭吃要好多了)。
什么样才算是比较稳定的财源,我数一下:
不稳定的财源呢?
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应尽量争取长期的财源,或努力把短期的财源向长期财源转化。在长期财源中,我更青睐于第一种,毕竟,属于自己的、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才是一个组织的安身立命之本。
其实,很多公益产品或服务都是现成的,只是大部分组织都把它们当项目来运作了(特别是按短期项目来运作了),其实,多花点心思,完全有可能把组织已有的项目变成一个可持续的产品或服务。
当然,这需要不同的运营能力。不展开了。
八卦一篇,由歪歪和小户爆料:
TimeOut 中国版 - 40 Beijing Heroes - 安猪左边是李连杰,右边是葛优,下面是徐静蕾。
采访在此,不过记者写得实在一般。拍摄的外景是西海,就在我住的青年旅舍的外面。
上午以用户的身份参加全国青年旅舍西南片的会议。
会上,中国区的负责人尹主任问参会的会员和用户:青年旅舍是什么?
我的理解:让热爱旅游的年轻人获得了解世界并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这句话确定了青年旅舍的服务对象是热爱旅游的年轻人,而这群人的特点决定了青年旅舍的价格应该合理,风格应该朴实,不奢华。
而从功用上说,青年旅舍应该有教育功能:培养年轻人独立的生活能力、探索能力、环保观念等。
下一个问题:面对越来越多的竞争和模仿,青年旅舍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这个大家都有共识,就是文化。因为所有的硬件甚至服务都是可复制的,唯有文化无法复制,是吸引用户前来的最强动力。
但文化应该是建立在社区之上的,它应能为会员提供一种归属感。但很可惜,除了会员卡,YHA对会员做的还很不够。
会开到十二点半,中午匆匆赶到春熙路,下午安排了四场我们图书室项目协调员的面试。
除了最后一位比较年轻外,前面的三位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三点是我很重视的一点,我会仔细地询问、了解和倾听他们转变的故事,因为这决定了一个人参与到非营利事业的根本动力。我希望应聘人的转变动力是足够强的,哪怕能力、经验方面有一定欠缺。
有些东西是时间可以改变的,如金钱、能力、经验,而有些东西是时间无法改变的,如过去。对一个人的判断,总是从时间无法改变的那一部分开始。
面试的过程是很愉快的,因为这更像是一场聊天,而聊天的过程也帮助我们明确了这位协调员的工作目标:
这一次的图书室项目协调员招募,国庆前发出的招募,在短短一周里收到了十几封应聘信,而且有几位的资历能力都相当不错,看来这社会愿意投身到非营利行业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接下来是晚饭时间,这个要单独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