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家新成立的环保机构创绿中心担任理事。最近，他们受一公斤盒子的启发，也想做一个针对大众个人使用的水质检测盒子，让公众可以方便地检测各种水质参数。但是在开发过程中陷入了茫无头绪的状态，他们目前纠结于这个盒子到底要检测多少个水质指标（检测研究机构一般是98个，但要都提供的话显然太大太复杂），同时他们也不确定没有经验的用户能不能正确地使用他们提供的试纸、试剂来检测水质参数。

在讨论过程中他们一个同事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她向家人介绍这些检测试纸，每种能检测某一种元素是否超标，她的家人马上想到的，是能不能用这次试纸检测他们喝的桶装纯净水是不是和自来水真的有区别。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洞察。我于是跟他们说，对于普通人，他们并不了解钠、钾、氯等元素超标对自己的影响，更别说超标多少各自代表的意义了。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类似这样的问题：

• 我和的桶装水和自来水有区别吗？
• 我的城市的自来水适合饮用吗？
• 我家的自来水有多“硬”？

所以，水质检测盒子的目标并不是要检测多少个用户并不理解的指标，而是回答用户普遍关心的少数几个问题。如果能用简单的方法可以回答，那么，它肯定可以流行起来。

而设计团队要做的，就是把用户关心的问题“翻译”成检测内容，并用简单、友好的方式来实现。

每个人在设计项目或者产品的时候都可以思考一下：用户的真实应用场景是什么？他们在这个场景中，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做的，能否解决用户的这些问题？

所谓的社会创新应该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像一块石头，最初只有一个模糊的想像，或者一个简单的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历过不断的尝试、失败和反思后，一些无用的想像被剔除，更多细节被加入进来，它慢慢变得丰满，生动，直至最终变成一个独特的作品。这个作品虽然继承了最初的质地，但却与最初孕育它的想像或理想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性：它可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彰显某种道德，也就是说，它是指向行动的。

作为一个行动者，应加强这种思维的雕琢过程。他无需过多地眷恋最初的理想，毕竟，一块“正确”的石头并无多大价值（除非石头已变成了稀缺品），而大多数理想也并无新意，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并被反复宣讲。稀缺和困难的是为这种理想创造出一种当下的实践，这正是行动者的使命。哈耶克说：“活在真实中”，这意味着需要有人重申什么是真实的，同时也需要有人创造出当下的真实生活，并引导更多的人去实践这种真实。

这十张Slide记录了我这一年思维的历程：在某个的领域内如何发展出一种更真实的实践。这主要指我们的一公斤盒子项目，不过，我期望这个过程中所应用的一些思维方法和模式，也能够对更多人有用。

1、教育活动人力资源投入分析（2月）

这是在盒子春季交流会上做的演示中的一页，它将主要的教育人力资源（老师、在地NGO、短期支教者）放入一个2×2矩阵中，形象地说明了为什么支教（长期或短期）及教师培训这样的活动不太可能真正为乡村教育带来改变，因为相比于乡村教育的总需求量，这些活动要么覆盖面太小，要么单个成本太高。虽然到最后你总可以说，“我们试验好了就交给政府接手，由政府推动”——但这种假设本身就值得怀疑。姑且不论这个政府是否可信，在世界范围内，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公办事业转入民营。如果民间自己可以直接做得好（或者更创新、又或者更有效率），为什么还要指望政府？反过来，如果在民间充分自由的前提下都无法自己做好，那你怎么相信这事情交给政府就会能做好了呢？不过是思维上的偷懒而已。

这个分析使得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到乡村教师身上，并把目标设定为发展出更低成本（包括学习成本、使用成本和维护成本）、并由本地人自主掌控的工具。

2、一公斤盒子构成（2月）

在最初一批盒子发放下去后，我们收到一些志愿者的反馈：盒子很好用，可是它似乎只适合一次性的使用，如何才能让它应用到持续的日常教学中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公斤盒子是否有真正的应用价值的关键所在。在这张Slide中，我们在一公斤盒子原有产品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活动卡片的概念。一张活动卡片就代表一堂课的互动，每个盒子都可以携带多张不同内容的活动卡片，这样，学校老师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组合不同的活动卡片，形成一个学期的系列课程。这也使得一公斤盒子变成一个更加丰富和灵活的工具，它就有点象乐高（LEGO）积木，你拿到一堆积木块，然后根据图纸拼装出不同的模型。理论上，这种模型的组合是无限的，甚至你可以创造自己的模型。

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更现代的类比——

3、智能手机模式（2月）

在这张Slide里，一公斤盒子中的三个元素教学材料、使用指南和活动卡片分别在智能手机中找到了对应的类比物：教学材料相当于智能手机的硬件，使用指南相当于操作系统，而活动卡片则相当于APPs（应用程序）。

借用与熟悉事物的类比，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新事物：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有可能如何发展？用户购买智能手机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便捷更方便，因此，应用程序实际成为了用户体验的中心环节。类比到一公斤盒子，活动卡片才是盒子的核心所在。而它未来的发展模式也许和智能手机类似：我们设计标准的程序接口、提供开发工具包和应用平台，让更多新的活动创意可以在这上面被展示和被实践。

4、改变互动（5月）

在我们的认识里，一公斤盒子不是一盒教学材料，也不仅仅是一个（或多个）课件，实际上，我们把它看作改变课堂互动的工具。

传统的课堂是基于权威的灌输式教育，这种方式既无法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也给老师以不必要的负担。而任何试图加强这种权威的活动（如教师培训，它的假设是教师还不够“专业”，因此需要掌握更多知识和方法）都不可能真正产生效果，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城市学校的重复。

我们发现，通过一些简单的活动就可以改变这种权威式的互动关系，这些活动包括小组学习、游戏、角色扮演、模型制作等等，主旨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方法。在这些活动中，教师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是一个知识的权威，而是一个活动的引导者，和学生一起去探索和发现。这些活动形式可以释放出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同时还能减轻教师的负担，因此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老师和志愿者的欢迎。

有意思的是，改变互动并不需要给实践者“教授”很多知识或者进行“专业”的培训，而是去尝试释放在人们身上本来就有却一直被忽略的资源和能力，例如社会资本、本土知识、民族文化、本地资源等。我们相信，改变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外来的知识或资源（这种外来援助只会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国际对非洲的援助就是一例），而在于能否激发内在本来就有的资源和能力。因此，我们并不直接提供解决方案，而是提供易于使用的工具。工具必须加上使用者的创造才能成为解决方案。当使用者参与到新的社会关系的实践中来的时候，改变就会发生。

5、从边缘进入（5月）

这张Slide描绘了一公斤盒子未来的可能发展路径——它目前在哪里，将往哪个方向走，最后如何覆盖住整个矩阵——我们期望一公斤盒子首先在农村学校的素质教育实践中扎下根来，然后将这些方法和工具扩展到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的应试科目上。同时，我们认为还存在一种可能性：掌握了工具和方法的人们（老师和学生）可以参与到本地社区的事物中去。

在我看来，这是最简化最简化的Theory of Change（变革理论）。传统的Theory of Change是基于投入、活动、产出、成果、社会影响这样一个逻辑线条的，但在真实的创造性工作（创新和创业）中，你会发现中短期是很难规划的，绝大部分行动是不断做出假设、测试和调整的结果——其情形就像是在登陆作战中的小分队，你能确信的只是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其它的就是见机行事了。相比之下，传统的Theory of Change就显得太线性、太复杂和太死板，它更象一个乌托邦，完全无法适应这个复杂和快速变化的世界。

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出适合自己的、刚刚够用的而非理论上完美的方法。如果你能用一个2×2矩阵能够说清楚，千万不要用4×4、流程图或者多线程图表。想想乔布斯回归苹果时是如何将产品线简化的吧——他画了一个2×2矩阵，一条轴是家用产品和商用产品，另一条轴是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最后他在每个象限只保留了一款产品（总共四款）。而正是这样的简化使得苹果重新变得专注，并渡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6、墙中洞实验（2月）

这个大概是我今年讲得最多的故事。印度教授Sugata Mitra曾经做过一系列有名的“墙中洞”实验：他在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村庄中放置电脑，这些电脑不是放在学校里，而是安装在村庄里的一面墙上，乡村的学生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些电脑，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老师的干预或指导。结果让人惊讶，在没有辅导的情况下，这些孩子居然很快地学会了上网。

Sugata Mitra教授的实验证实了基础教育可以以一种”自组织“的方式发生，孩子们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教会自己知识。联系到第四张Slide，你大概能梳理出一公斤盒子的思想渊源：我们相信人们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教会自己知识，而一公斤盒子就是这样一套实践自组织学习的工具（多背一公斤也有同样的思想渊源，它也是基于相同的”自组织“理念设计的）。与学者不同的是，学者的使命在于发现新观念，而行动者（或社会企业家）的使命在于把观念变成人们可使用可操作的产品或者服务，实实在在地改变世界。

7、作品的进化（5月）

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一公斤盒子的作品会变得越来越精巧。以手工盒子为例，最开始只是平面的拼贴画，几个月后开始出现3D元素，半年后3D作品已经发展得非常复杂了——最右一张作品，是一个班的同学集体创作出来的“海底世界”，旧纸盒制作的背景前面，是“悬浮”在“水里”的各种鱼类和螃蟹，而且它们还是可以移动的。

这是“自组织”学习的一个实际例子，而且是更大范围的自组织。我们并没有教老师或者志愿者去怎样上课，仅仅是鼓励实践者通过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分享作品。当作品或活动被分享出来，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相互连接，一个学习网络就自发形成了。于是，当一个实践者需要准备一个活动时，他会学习其他实践者已经进行的互动，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完善。

正如我在一年前博客里说的：

当很多人去使用同一个工具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共同的话题，于是社区就可以形成，使用者在社区里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创造。这样，民众创新就有可能产生。

很高兴这个预测逐渐变成了现实。这个发现也教育我们，不要尝试给出所有答案，而是提供工具，并且让实践者更广泛地联结起来，这样，他们自己会创造出更多超乎你想像的东西。

8、形成关键洞察

这是我们在设计健康盒子过程中的一张照片。在研究学生的个人卫生习惯时，我们让老师分享他们的发现。一开始，观点大多将注意力放到学生个人身上，如缺少卫生常识教育、卫生用品缺乏等等。如果停留于此，我们设计出来的可能是一套卫生常识课程，又或者是一个学生个人卫生用品包。

幸运的是，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新的观点开始产生。老师们提出，学生们的行为受家庭和同学影响很大。这让我们意识到，学生的个人卫生习惯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事实上，它更多受家人的卫生习惯和同学的卫生习惯影响。试想想，如果我们给孩子们上了卫生课并发放了卫生用品，但是学生的家人从不洗澡，或同学们从不刷牙，那教授再多的知识、给予再多的用品也无济于事。

有了这样的洞察后，我们在设计中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唤醒学生的卫生意识上来。最后的方案是，让学生们以相互体检（角色扮演）的形式了解自己的卫生状况，并整理全班数据，制作成信息图海报张贴在班级里，时时提醒。

这个经历也让我们学习到了：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局限于个体，更应该把眼光放到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中。

9、产品策略（11月）

又是一个2×2矩阵，只不过它不是针对现有的状况，而是针对未来的。

在运作了一年多以后，我们对一公斤盒子做了这样一个产品策略分析。首先，我们分析了一公斤盒子目前的状态：

1. 制作和分发了接近三千个盒子，对使用者免费。但一个一百多的成本使得盒子的制作依赖于大额捐赠，难以实现更大规模的分发；
2. 开始有定制化设计的收入并可以支持团队运作，但和盒子的设计还不能很好地整合，影响了盒子的研发进度；
3. 目前的实践还是以短期实践为主，一公斤盒子是否有长期实践的价值需要验证和重新进行产品设计；

然后，我们把这些关键发现放到一个2×2矩阵里。在这里，关键是如何设定纵轴和横轴的两个指标。它需要我们跳出现有框架，看到“盒子”以外的世界（out of the box）。通过重新界定我们的位置，可以发现我们的不足和未来的机会所在：创造出一种更整合、更适合于长期实践的产品形态。

有意思的是，当你对现状和问题有足够清晰和深入的理解后，未来的行动往往已经呼之欲出。

10、穷人是值得信任的（11月）

社会创新在最近是个热门的词。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人们会把它表面化和工具化。所谓表面化，是指将社会创新等同于new idea，或者一个新产品，而不是以最终的社会影响作为目标，这导致了一系列很酷的社会创新产品以失败作为收场。而工具化，是仅仅把创新作为一种方法或者一套流程，而忽略了它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和批判性。

尤努斯博士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是当之无愧社会创新。研究这个案例的时候，除了五人联保小组等开创性的方法让我击节赞赏外，尤努斯博士对社会不公的痛恨更令我动容。推动尤努斯建立乡村银行的，是他那一次去银行帮穷人贷款的经历，他发现，即使有自己这样一位博士做担保，银行依然拒绝了给穷人贷款，因为他们根深蒂固地相信穷人是没有信用的。这极大地刺激了尤努斯博士，并让他毅然离开学校，开办了乡村银行。他所做的一切，不单单是让穷人脱离贫困，更是要证明一点：“穷人是值得信任的。”

从尤努斯博士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推动一个社会企业家前进的不仅仅是某种新方法、新技术的吸引力，甚至也不是为了解决某个群体的问题——他们要的不是让某个群体活下去，而是要让这个群体更自主、更有尊严地生存，要让限制这个群体的外在不公力量瓦解。这使得他们最终必然会面对并挑战社会不公平现象，并转化为持久的行动力。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中国就不会出现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

2013就这么突然地来了。31号中午开完团队的年会，和大家告别，匆匆踏上回家的班车。回到家之后，吃过晚饭，也没干什么，就睡觉，一觉睡了十二个小时，然后吃元旦的午饭，再睡一个下午，晚上逼着自己看了些不靠谱的电影，然后又是睡。

本来想看点书，或者写写2012总结的，要写什么已经计划好了，可是就是下不了手。甚至连微博都不想看，电影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聊的状态，干什么都不对劲。这或许是回家给我带来的。又或许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应该去思考一些更重要的事，和外在的无关的。我想如果我去闭关或者禁语也会陷入这样的状态吧。此时此刻，我需要解决一些内在的问题，尽管它们在哪里连个影都没有。

躺在床上（这两天我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不断回闪出过去生命的一些片段：某一次的尴尬，某一次的欲言又止，某一次的无奈空虚痛苦寂寞……我发现闪回的都是过去的一些遗憾，一些结了却未熟透的果子，青黄不接地挂在那里不肯落下，被新年的风吹得呱呱作响，摇摇欲坠。

然后我便了悟到那些只是自己不肯放下的成见。为什么无奈会成为无奈，那只是自己的不舍，以为它应该有一个结果。它并非事件本身，而是事后自己操控的情绪，其余的空虚痛苦寂寞等等情绪莫不如是。如果我有勇气回到当时，如果我有足够的专注能够不带思维地重新经历过那些片段，我会发现，一切都澄清明亮，不喜不忧。

所有对过去的解读，都不是真实的。于是，你就可以重建过去。如果我们相信人是由过去组成的，那么，重建了过去，你就重建了自己。

根据豆瓣统计，我本年度读书93本，如果算上一些无法在豆瓣中统计的禁书，我的年度阅读图书大约100本左右，比去年的129本稍少。原因是6月份入手iPad后，花了部分精力到英文专业博客的阅读上。另外今年似乎要忙一点，特别是7-10月，出国较多，也影响了阅读。

在阅读过的图书中，我推荐以下几本（宗教类图书不计入推荐范围）：

赵越胜的《燃灯者》，不多说了，直接上简介：

越勝寫了三個給他帶去光亮的人物，並稱他們為“燃燈者”。薪火相傳，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點亮過我心中的燭。然而那火種是怎樣得來的？人類這個物種自來有“盜火者”在。盜火並非普羅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為，人世間每一次火的傳遞，都是一次傳遞雙方共同進行的盜火。越勝筆下的三位“燃燈者”，連同越勝本人，其實也都是“盜火者”。

─朱正琳

唯一需要提醒的是，国内出版的是阉割版，必须要看电子版的全本。

《困境中的决策力》，讲2×2矩阵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分析问题的工具，可惜我看到用的人不多。书中介绍了2×2思考方式，和大量的2×2矩阵模版，包括我们熟悉的产品-市场矩阵、市场规模-成长性矩阵等等。我的理解2×2本质上是一种构建框架（Framing）的工具，它通过突出关键变量及可视化的方式，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和进行决策。我们自己在内部工作中经常用到2×2矩阵，有时候我们也用它来发现机会，或者重新构建（Reframing），过两天我会共享几张slide上来。

《The Barefoot Guide to Working with Organisations and Social Change》，该领域里一本难得的好书，深刻而不枯燥，言语生动，强烈推荐。

书中提到的四个贯穿全书的指导性原则：

• 发展（和发展的意愿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过程。
• 人们和组织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是其发展、自立和相互依存的基础。
• 发展往往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并常常伴随着危机。
• 权力被各种社会关系掌握并转变。

《尘世挽歌》，野夫的好书，不多介绍了，唯一的提醒是必须要看未删节的电子版。国内出版社的阉割版不看也罢。

《路西法效应》。认真学习，能帮助你避免被权力所操控。我的博客中有介绍。

《程序员的思维训练》，跟写程序无关，讲思维方法的，我的博客中有介绍，不赘述。

《西方将主宰多久》。为什么西方会领先东方？作者认为，并不是由于种族或者文化的差异，或者是伟大人物的努力使得西方得以统治世界，而是因为地理因素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个因素影响着他们处理资源、疾病、移民和气候危机。

你或许不同意他这个观点，但你不得不佩服作者能将历史的分析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而且不失严肃性。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甚至分析了一万多年来的人类发展数据，并制作出了东西方发展数据比较的图表。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就写不出这么认真而又有趣的书来呢？

《精益创业》。如果你正在领导一个小的创业团队，那么这本书是你今年的必读书。在互联网或者任何一个前沿领域，存在一些和传统公司经营不一样、但却更加有效的创业方法。传统的创新方法是封闭式的，公司内部研发，直到产品投入市场那刻才与消费者见面，这既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失败的可能性也更高。精益创业借鉴“精益生产 ”的理念，提倡企业进行“验证性学习”，先向市场推出极 简的原型产品，然后在不断地试验和学习中，以最小的成本和有效的方式验证产品是否符合用户需求，并迭代优化产品，灵活调整方向。

一公斤盒子也使用了相同的方法论，以后有时间再专门介绍。

《创新的10个面孔》。IDEO总裁的作品，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一个创新团队需要有以下十种人（来自于豆瓣网友Notes的总结）：

• 人类学家：观察客户的行为，侧重于从需求端挖掘新的需求。
• 实验者：类似于宝洁的实验室，侧重于不停的试错。
• 拼缝人：张树新曾经有一阵号称自己是专做拼缝。
• 跨栏运动员：拥有改变的意愿和毅力。
• 协调员：侧重于寻找新的合作模式，BD大牛。
• 导演：创新团队的领导者。
• 体验设计师：创造和改善用户体验。
• 布景师：改变公司的环境。
• 保姆：照顾顾客。
• 故事家：给客户讲一个新的故事。

书写得很有趣，任何一个创新团队都应该读一读。

（《社会创业家》约稿）

不时有人问我，多背一公斤这么出名，它是怎么做品牌和推广的？通常情况下，我总是说：“哪里有什么推广，我仅仅是起了一个好名字而已。”这话听起来虽然有点虚伪，但至少有一半是正确的。正确的一半是，我们的确没有专门做过什么推广。而另一半却需要澄清：一个好名字也是品牌和推广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就把要做什么，怎么做描述得清清楚楚，再加上名字朗朗上口，行动方式轻松直接，所以多背一公斤很轻易地就在广大的驴友（旅行爱好者）中流传开了。相比之下，很多公益组织或者项目的品牌只能让人知道它是关注什么领域的，却很难从名称上理解它是怎么做的。当然，一个好名字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到现在我也只是灵光闪过那么一回。

除了要有好的名字，一个品牌性格的独特性也是至关重要的。从一开始，多背一公斤就强调轻松快乐，旅行为主公益为辅，做好事要分享等等，记得当时的主流公益思想是苦大仇深的，因此这些“新思想”在04年05年提出来的时候是具有相当的颠覆性的，也因此它获得了一些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认同。

我常常想，多背一公斤的品牌创建和发展是不是不可复制的？因为里面似乎有太多偶然的因素，例如灵光一闪创造出来的名字，个人对公益的趣味理解，以至当时社会对新公益的需求等等，这些放到了七八年后的今天，是否还有可借鉴的机会？

2011年，我们做了一个新项目：一公斤盒子，它是一个包含了教学材料和教学方法的教学工具包。一公斤盒子的核心在于用互动教学来代替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从而释放学生的创造力，并同时降低老师的技能要求和备课压力。这个项目在传播过程中最有趣的一点是，它并没有自己在传播，绝大部分的传播都是使用者做出来的。这并非我们的强制，而是使用者自发的行为。如果说在这过程中有什么技巧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把使用者的传播设计成了产品的一部分。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捐赠文具或教具的话，能获得什么样的反馈？不外乎就是接收照片和感谢信而已，即使接受者发出来了，它们的传播力也非常有限。但是，如果这是一个能产生作品的活动，这个活动能让从来没有接触过画笔、手工材料或者戏剧表演的学生创作出令人惊叹的有创造力的产品，那么，它自然而然就有了传播力：使用者会自豪地分享这些作品。

所以，我们并没有设计传播，而是设计了会传播的产品。这背后基于一个基本的理念：好的产品（或者服务、项目）应该能够使用者（或被服务人群）发声。

我们做的，是让使用者有传播的内容（作品），也有传播的动力（自豪感）， 我们只是设计了工具，然后剩下的一切就交给使用者。这个过程，跟多背一公斤非常相像。

当我们把传播交给使用者之后，我们反而能更加专注地发展产品本身，更好地倾听使用者的声音，并且根据他们的需求不断完善产品。于是，使用者也越来越喜欢使用我们的产品。

有一个产品，它几乎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宣传，我从朋友的博客里偶然看到，然后用上了它，然后我又向我的朋友们推荐。现在，它是同类产品的佼佼者，也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致于偶尔它不能使用的时候，我会抓狂，甚至会诅咒这个奇怪的世界。

它的名字叫Gmail。

发起多背一公斤的时候，我还在企业里上班，那时只做过志愿者，对公民社会、NGO等等概念一无所知。而现在，很惭愧地，已经有些朋友叫我老师了，而我对公益的理解也慢慢地更深入一点。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以前在企业做过产品推广方面的工作，现在却越来越不重视甚至抗拒传播、推广这样的想法，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唯一价值在于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产品或服务能做到这点，那么它就有成为一个好品牌的基因。除此以外，什么品牌传播，什么活动策划，什么新媒体，大部分都是浮云。

品牌是什么？品牌就是你（的产品或服务）和用户的关系。你们关系好了，他/她会自豪地替你说话，你们关系不好，你说再多，他/她也不会替你说上半句。

（中国发展简报约稿）

艳蕊找到我去组队参加毅行者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事态的严重。心想不就是一个户外徒步筹款活动，不就是距离长一点而已嘛，三四千米上的徒步穿越我都走过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及至第一次通宵泰山拉练，在走了十多个小时，我一瘸一瘸地下山时，才发现原来要在四十八小时内走完100公里（毅行者的要求）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呢！

毅行者是以团队的形式参与的，每队四人，需要全队全部完成全程才计算队伍成绩。自从六月份正式组队后，我们还真像像模像样地准备起来。先是起了队名：因为大家速度比较慢，所以叫蜗牛队，虽然没什么创意，不多倒也切合。然后我们就开始不定期地拉练，虽说是不定期，其实还蛮频繁的，基本保持在每两周一次的频率，其中还走过几次通宵的线路，那个痛苦呀，几乎我每次都以双脚磨出水泡或者膝盖伤痛退出为结束，心想，这个毅行者实在太难了！

虽然我不敢说一百个人就对毅行者有一百种不同的期望，但我想，在蜗牛队里，我们每个人都对这次行走有不同的期待。对于我，更多是一种尝试和挑战。我并不奢求自己一定走完全程，但在体力允许的前提下，我会尽力而为。

2012年毅行者的正式活动时间是在11月16-18日，地点是香港。毅行者其实是乐施会的一个筹款活动，参加的队伍除了要交1200港币的报名费外，还要为乐施会筹款，下限是6800港币，上不封顶。一般而言，在毅行前两个月各个队伍就应该开始筹款了。今年的毅行多了不少国内的队伍参加，而且不少还是公民社会的同行。在这些队伍里面，我看到闹得最欢的就是广州的ICS的“永不停止”队了。因为他们去年也参加过，所以在筹备和组织上显得相当有经验，不仅准备了介绍视频，还在国内的创意筹款网站“点名时间”上开通了一个筹款项目，并通过微博宣传，让更多人可以轻松地捐赠。更绝的是，ICS队员之一唐昊老师还和圈内红人朱健刚老师一起在广州的凸凹空间举办了一场筹款摇滚音乐会，实在是太太太太酷了！有了这么多有创意的筹款活动，ICS队在毅行前一个月就早早筹到了超过四万元，而且看起来还要节节上升。

相比之下，我们蜗牛队就显得低调许多。及至十月过半将近十一月，我们才发布了筹款活动页面和微博宣传（四头蜗牛们实在太忙了）。我们的期望也很实际，因为精力有限，我们重点向熟人朋友募款。我们把筹款的目标设定在了一万两千元，这包括了给乐施会的捐款，报名及差旅费用，以及回馈给捐赠者的礼品费用等。

一开始还有点忐忑的，毕竟是行内人士，深知现在社会对公益的误解，筹款恐怕不易。没想到，到11月14日我们抵达香港时，我们已经筹到了超过12000元。我们查看捐款的来源，绝大部分是我们几个队员的旧同事老同学和同行，看来信任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的一位现在香港工作的中学同学就捐了2012元港币，是我们最大的捐方。不单如此，在出发行走前的一天晚上，他还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餐厅设宴招待我们。在饭局上，他坦诚，他其实对公益和慈善一点都不了解，也不知道乐施会，他捐款纯粹是基于对老同学的信任，并且因此相信毅行者（包括乐施会）也是值得信任的活动和机构。

我于是理解了毅行者的“模式”：它让参与的队员用行动来筹款，并因此让捐赠人（队员的朋友们）有了不同的“体验”：我的朋友信任的机构是值得信任的，我的朋友愿意付出汗水，那么我付出点金钱又算是什么呢？于是，慈善筹款活动不再是举着悲惨的照片求你捐一点点钱给可怜的人们，不再是苦哈哈地消费同情，而是变成阳光、健康甚至是时尚的。虽然我最终因为膝盖的旧伤影响没走完全程，但我依然感到很满足。我很高兴我挑战了自己，走出了从没走过的60公里，并且沿途的风景的确很棒，我很高兴我的队友们走完了全程，我有荣幸可以在终点迎接他们，分享他们的喜悦，我也很高兴自己在这半年间恢复了锻炼的习惯并将会延续下去，而身体也的确变得更好了，我更高兴因为公益和运动， 毅行者把我和队友、老同学、老朋友们联系得更加紧密，并且这份友谊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这一切，难道不远远超过一次筹款的价值吗？

所以，当我的同事12月份报名参加了另外一个慈善跑步活动时，我毫不犹豫地给她捐了款。

在豆瓣盒子研究院的帖子。

我可算个思维导图的重度使用者。我认识和使用思维导图的历史可能和多背一公斤的历史差不多，最多也就稍短一点，怎么算也应该有六七年了。我将思维导图应用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很多方面，例如：拟定博客或稿件的提纲，做业务计划、产品规划或者项目管理计划（一公斤盒子的工作计划就是用思维导图制订的 ），甚至我还将它作为我的任务管理工具：我在iPad上使用Mindnode做了一个任务管理的Mindmap，第一层枝干是紧迫性：马上做、今天要做、本周要做、提醒；然后将任务分别录入到对应的枝干下面。管理的时候，我将最重要的任务拉到马上做下面，完成了删除，再拉第二个任务进来。因为iPad是用手指操作的，所以将任务拉来拉去很方便，反而比在电脑上更直观。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明的是，思维导图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工具，可以应用到许多不同的场景中，而且也可以让使用者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另外一个我非常期望推广思维导图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是不鼓励逻辑思维的，因为一旦你有正常的逻辑思维，那些什么只有xxx才能救xxx的神话就禁不住简单的推敲了。所以一般人的逻辑思维水平都达不到正常水平，这也是我大量观察后的个人结论。另外，很多人在思考的时候是直奔最末端的细节的，他们不会首先思考：这个问题（或主题）可以分为几部分？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有无遗漏或重复？这些思维技能的缺失都说明我们的教育缺少基本的逻辑训练。而思维导图因为它遵循的是层级式的树状逻辑结构，而且在制作的时候也遵循由粗到细的思维顺序，所以它能有效提高使用者的逻辑思考能力，这也是我在自我实践中的感悟。

所以，我可以这么下一个结论：思维导图是一个已经被“验证”了的工具，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证明，盒子研究院要做的，是尝试将这个工具运用到一个新的环境中：乡村学校的课堂。我们需要将思维导图的方法设计成一个容易被老师和学生所理解和使用的工具，并且为思维导图发现3-5个常见的应用场景（更多的可以在以后的大量实践中由老师和学生探索发现）。

在乡村学校实践中，思维导图肯定不是一个软件，也不一定就只能画在纸上，也许我们能够设计出更直观的使用方式。

它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专题调研或者小组讨论的工具，也许能够帮助学生们共同整理某个科目一个学期或一个单元的知识……我相信，思维导图的应用有很多的可能性，这一切，都有待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去探索、去发现。

盒子小组的同学们，你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1、学习思维导图，它有什么要素，如何绘制思维导图；
2、寻找思维导图在实际中的应用场景；
3、讨论应用到乡村学校的可能的应用场景；

然后，（在后续的课程中）再带着这些可能性下去调研，调研的结果，你们可能会验证这些场景，也可能推翻它们，也有可能发现更多新的可能的应用场景。

祝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学习和发现的乐趣！

记得茅于轼曾说过：幸福就是让自己快乐也让别人快乐。我非常认同，它用最简单的话讲出了幸福的可衡量的主观标准。一般而言，让自己快乐容易一点，让别人快乐要难一点。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也会更多地优先考虑实现自己的快乐，而往往忽略别人的快乐。

对于公益人来说，他做的事情是让别人快乐，所以似乎理应更容易也让自己快乐起来。可是恰恰相反，我认识的大多数公益人并不快乐。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工作待遇低，其二是社会不认同。而社会不认同又是工作待遇低的一个很重要原因。社会的不认同往往体现在两点上：首先是在道德上用圣人要求，不允许犯错，甚至不允许有正常人的行为。我一个做公益的朋友就遇到这样一件事，他和潜在捐款人在星巴克喝咖啡谈工作，回头报销时机构的财务不理解：公益人也能喝咖啡呀？我想这本来是极正常的场景：约见客户，客户（或我的那位朋友）希望在轻松的环境里交流，于是在客户公司附近找了个星巴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事放到公益里就变成了禁忌，仿佛败坏了什么。社会的不认同的另外一点是：对公益人的工作价值不认可。很多人认为做公益就是搬运工，将物资从城市搬到农村，其最高道德就是途中不私吞，美其名曰“公开透明”。试问，这样的工作能有多少价值？还想要工资？想都别想！即使有，也只能是最低标准。

我一直也觉得公益人跟工地上的搬运工差不多，工作辛苦，工资低，最糟糕的是别人认为你的工资就应该这么低。可是，最近我看到一条微博：深圳的建筑工人晒工资，瓦工六七千，班长九千，队长一万。我不得不修正我的观点：公益人还比不上搬运工呢。

公益人的不快乐，往往是因为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社会成见，并与自己内心的成就感追求产生了冲突。试想一个心系社会的年轻人，天天思考着如何改变社会的不公，精神上的追求如三万英尺上的波音747，但在现实中，却拿着最低的工资，天天为下个月的房租、下个季度的办公费用发愁，落魄得连只鸡（限指动物）都不如。这样的生活，能让人快乐吗？

公益人要如何才能变得更加快乐一点呢？我的建议有两点。

一，要建立自己的道德律。道德律是属于个人的自由空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不管愿不愿意，每个人都被贴满了各种社会标签，如男人（或女人）、父亲（或母亲）、公益人（或商人）、广东人（或河南人）等等。每个标签就是一套行为规范，大众按标签中约定成俗的认识去塑造每个人的行为，如“公益人就应该无私奉献不拿工资”、“公益人不应该喝咖啡”等等。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这些社会的形塑未必是合理的，更不是法定的。但是，我们唯有建立其自己的道德律，才有可能去忽视、对抗或者解构这些社会加诸于我们的标签。

二，要有批判性和创造性。如果公益人做的只是搬运工的活，那就不要怪别人看不起你。要想改变，就要敢于批判社会不公的根源，并且有能力去创造出真正的社会变革或者解决方案。这不仅需要理想，需要口号，更需要扎实的、长期的、细致的实践，直至形成自己的变革模式，并且有能力和资源将其逐渐实现。你做出活来了，就能活得好。成功人士有成功人士的活法，异类有异类的活法。即便是象异类那样活着，也要比半死不活只能唧唧歪歪要好得多。

扪心自问，我以前也是一个不快乐的公益人，有几年还相当的不快乐。原因就是以上两点，一是被社会道德绑架了不敢提出自己正当合理的要求；二没有足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来找到突围的方案。经过了几年的痛苦挣扎，也做了很多错误但却必要的尝试，现在终于慢慢找到自己和团队的方向和节奏，也更乐于做一个不那么被社会（包括被这个行业）惦记的边缘人。去年说要过一种“不入流”（不入任何流派，不入任何人法眼）的生活，两年下来，感觉到更自由了一点。而自由，我认为是幸福的核心要素。因为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才有真正的幸福感可言。

这是一个著名的实验，史上称作“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很简单，将一些身心健康的学生与外界隔离几个星期，进入到一个静心布置的虚拟的“监狱”里，其中一些学生随即扮演狱卒，而另外一些学生扮演囚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学生们都进入了自己的角色——狱卒变得野蛮了，而囚犯真的“很想出去”。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研究不得不提前结束。

设计这个实验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这样评论道：

“仅仅六天过去，我们不得不关闭这座模拟监狱，因为所见到的情形令人震惊，对于我们和大多数学生来说这已经不仅仅是表面的东西。真实身份结束了，角色扮演全面开始，大多数人完全进入了囚犯和狱卒的角色。在他们思考、感觉和行为的每一方面都有了本质的变化。一些男生（狱卒）对待囚犯就像对待可鄙视的动物，随意使用暴力，而另一些男孩（囚犯）则变得卑躬屈膝，备受非人的对待，他们只想逃离这里，拥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他们对狱卒的仇恨也在不断加剧。”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实验。后来不同的学者都进行了类似的实验，都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只要提供一个真实的情景，人们就会根据这个情景变成施暴的狱卒（恶魔）。这些情景在现实世界中也一再的重现，而人类也无一例外地陷入到情景中做出了平时难以想象的恶行。纳粹打开毒气室阀门的是一些应征入伍的普通人，伊拉克战争参与虐俘的也是一些心理正常的士兵，更不要说我们当年上街造反批斗走资派的红卫兵都是稚气未脱的青年人。

这些实验和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糟糕的现实：人会受环境控制，而不自觉地成为一个自己不想成为的人。

那么，有可能做出改变吗？

坦率地说，没有保证有效的方法（因为系统实在太过强大了），不过下面几件事倒是可以一试：

首先，理解为什么环境会让一个普通人变成恶魔？

观察这些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共通的模式，这个模式中包含了两方，施害者和被害者。对于施害者，系统会首先给予他们权力，这个权力未必很大，但往往不加管制，同时，系统会鼓励或要求施害者去个人化，例如佩戴面具（这让他们不担心被人认出）、或者身穿统一的制服（归属与某个大的群体）。接下来，系统的文化会把被害者去人性化，也就是把他们看出罪恶的、低人一等的，或者干脆就是某个“东西”。最后，系统会把施害行为神圣化，例如：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消灭敌人，为了纯化种族等等。于是，恐怖的恶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理解了系统影响人的模式后，我们就可以辨别在真实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这个系统使用了哪些方法来影响我们。例如，它有没有树立一个共同的外敌？它有没有强调我们属于某个群体？它有没有鼓励或默许我们采用过激的行动？它有没有建立一些新的名词或倡议？等等。

更有力的做法是问：这个过程中谁得益了。找到具体的获益者（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抽象的集体名词），你就能发现系统的动机。

可能最难处理的是系统明确要求你做出某种行为时，这时候，唯一能依靠的也许只有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了。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们依然有选择的自由，甚至还能做出策略的回应。请看这样一个故事：

柏林墙倒塌后，部分逃亡时被射被杀民众的亲属起诉当时开枪的前东德卫兵，有前卫兵以执行军令为由拒绝认罪，法官最后裁定其有罪，给出的理由是：你有执行军令的义务，但你完全可以“打不准”。

“打不准”就是遵从内心道德的底线。你无法改变世界，但至少可以不让这个世界改变你。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虽然书名叫《程序员的思维修炼》，但内容和编程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不是程序员也非常适合阅读。

作者Andy Hunt首先提出，在每项技能上都存在以下的能力等级：

• 新手
• 高级新手
• 胜任
• 精通
• 专家

每一等级的工作模式是不同的。例如，新手，他需要详细的指令，按部就班地操作，而胜任者基本可以根据现实的环境来选择合适的做法。因此，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需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水平来提供不同的支持和引导。一个全靠规章、指令运作的机构很难让精通者和专家快乐地工作，而在一个泛民主的NGO里，一个刚毕业的新手恐怕也要经历一段很长的迷茫期。

有趣的是，在一个组织里面，这五种能力水平的人不是正态分布的，新手和高级新手占了绝大部分。

那么，我们如何让自己和同事成长到专家水平呢？这就要看专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事实上，专家与下面四级的最大分别在于，专家能够依赖于直觉。这种直觉难以用数字、标准、流程来衡量，一个有经验的医生能够从观察中准确判断出病患的某种罕见疾病，一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能够及时地出现在场上恰当的位置，这就是直觉。

如何发展自己的直觉？扩展自己的感知。作者认为，大脑象一个双CPU的机器，两个CPU分别代表人类的两种思维：L思维和R思维，L思维是线形的、逻辑的，而R思维是感性的、跳跃的、艺术的。我们传统的教育只重视L思维，因此，我们需要发展我们的R思维。

发展的方法很多，象晨写、思维导图等都是很好的方法，我把作者的建议截了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