涪陵的中国人(《消失中的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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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一个中国名字,实际却是一位在中国教书的美国人。很难想象,一个外国人能够将中国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尤其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描写,简直可以说入木三分。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

以我之理解,这种疏离感如此彻底,甚至都不能仅仅归于解放后的社会模式。这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人们不要卷入公众事务,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在中国乃是建立于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之上的,多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的社会塑了形。这一特征很难定义,尤其就其影响而言。我的学生常写到中国人是多么的集体意识,这启发了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来互相帮助,而个体主义(注:我暂且不用个人主义一词)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能同意这种解释,两个国家的区别无法如此整洁(以及道德化)地用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态度来解释。我倒觉得,这种刻板的说法倒适合于中国人的小圈子,那些亲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我在涪陵所认识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国家庭要亲近些,因为个体成员较少自我中心意识。他们对于彼此相当的慷慨,这种不自私经常还延伸到好朋友那里,他们也被拉入了紧密的社交生活圈中。对于老年人来说,集体主义思想是尤其好的,他们在这里的待遇远胜过美国。在涪陵我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顾孙子辈,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生意,打理家政。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国所见。

但这种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圈子,限于家庭和亲近的朋友,以及单位。这种紧密的社交圈也同时演绎为了边界:它们对内包容,对外封闭,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对于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认同感。日常生活里,我见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最常见的就是买票时排队的乱象,那不是队,而是堆,互相挤撞的暴民,每个人都奋力向前而不顾及别人。这是个关于集体主义思维的好例子,但不是我的学生们所说的那一路。集体地,暴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票必须买到——但没有什么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每个人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越快越好

关于这个品牌的集体主义,另一个叫人震动的例子,表现在人们在涪陵公交车上对扒手的反应上。一次亚当坐公交车从河东回来,一个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车,而后,坐在亚当身边的人捅捅他的胳膊。

“你要小心点,”他说。“那儿有个扒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亚当问道,但除了耸肩便无回应了。我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次,人们向我做手势要留意钱包,但他们从不直面小偷。当我向同学们问到此时,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公家车上有小偷,但谁也不会做什么。根据学生们说,人们害怕去反抗,但看起来原因不止于此。只要扒手没有影响到你个人,或者你家庭里的什么人,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你也许会暗暗提醒外国人,因为他是来自国外的客人,但你不会冒任何风险。有时,最安全的做法,乃是在扒手下车后再提醒他。

⋯⋯

我察觉到,关于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大多数的人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无动于衷。尽管城市里有一大片区域将被淹没,在未来的十年中,这却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们通常所定义的社区。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有许多的爱国主义,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告诉人们大坝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尽管它可能会摧毁大江,摧毁江城。

在另外一个学期,何伟让学生们表演滑稽喜剧,来做一个中国的“李普”;每个组都得去写个不同年代的故事,然后来表演。一个故事里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堕入昏睡,在1950年代醒来,而另一个则是从1948到1968,如是类推。在这七个小组里,浓缩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而何伟尤其想看看分配了文革的那一个小组将如何演绎这段痛苦的历史。

何伟原以为他们会找到一个有技巧的方式做这出戏,来回避那历史阶段中最丑恶的一面,因为他知道许多学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经受苦,遭罪。但,“仅就现在看戏的感觉而言,我完全感觉不到那个;没有人感到不安,这滑稽戏就跟‘仲夏夜之梦’等喜剧那般搞笑”。于是,何伟评论道:

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关于鸦片战争,没什么是单纯的,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而香港的回归,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对我的学生来说,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这在部分程度上当然跟洗脑有关,但根本上,我觉得这还是由中国人特有的群体意识所决定的。中国人的道德观是建立在群体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独立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只有亲疏的不同。同样的伤害,如果是群体外的人施与的,就是犯罪,或者侮辱,而如果是群体内部施与的,则不过是偶然的错误,或者内部矛盾,这从中国人对待日本侵华和五十年代大饥荒截然不同的态度可见一斑。有趣的是,这种群体感是可变的。不同的事件上有不同的圈子大小,例如我们经常对河南人、上海人等“外地人”的讥讽或歧视,属于一个比国家更小的群体,甚至相同的事件,在不同的时代和政治利益驱动下,也会有完全不同的表达。例如国共内战,以前我们会把国军描绘成反动派、日本人的助手,而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在主流的电影和电视剧上(如《亮剑》),国军已经转变成一个共同抗日的“好兄弟”。

这些例子都说明,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没有永恒的道德律,只有实际的利益。因此,中国难以产生公民,只会产生大量的暴民。即便是统治阶级,也不能逃脱。在书中,何伟提到,他的通信受到审查——这毫不奇怪——奇怪的是审查的标准。甚至一篇作者写的介绍密西西比河的旅游文章,最后提到作者在涪陵教书的字句也被剪去。这正如作者所评论的:它“展现出了那种构成了共产中国的,毫无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在这里,“毫无目的”点出了事情的关键:即使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它只能漫无目的地做——在中国,不是一群聪明人统治一群顺民,而是一群暴民在统治另一群暴民。

涪陵的中国人(《消失中的江城》)》上有1条评论

  1. 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妈就说过,别人是不能打我的,只有她可以打。在中国,政府就是那个家长,不管它怎样对我们,都是为了我们好。。。。

    我的当公务员的同学在听到那些审查和打压之类的事情之后给出的解释就是,不这样中国那些暴民就该乱了。所以,还是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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