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公益周刊的采访

上周二下午,南都公益周刊对我进行了采访,今天刊出。

我喜欢这篇采访,写得很准确。特转发如下。

不过说实话,看到这句时,我喷了:

或许每一只驴子在遇到一座山、一条河、一个村庄、一个人或一个故事之后,都可能会变成安猪,或者安狗及其他,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安猪:为行动者找到“武器”

 

“你为什么叫安猪?”在城市和乡间旅行的时候,经常会有人问安猪这个问题。为此他准备了两个答案,在城市里解释为“安全猪肉”,在乡下就解释为“安心做猪”。当然也会有人从他的名字联想到了“天使”(Angel)。

安猪的本名叫余志海,出生于1973年,广东青年,现为全职公益人士。起名“安猪”来源于余志海的英文名Andrew.

这个“翻译者”的角色是他今年才开始渐渐想通的。秋日的阳光洒进北京办公室宽敞的阳台,写字板上留下了培训时画的一个三角图———这个名为“爱聚”的机构夹在“N G O”的塔顶和“大众”这个塔底之间。“爱聚的使命,就是把小圈子里N G O的专业方法,通过一种工具翻译给大众,让公益变得更容易参与。”

他们设计出的第一批“翻译”产品这个月刚刚下乡,是针对乡村学校的需求设计的四个“一公斤盒子”,分阅读、美术、手工、戏剧四种。第二个酝酿中的产品是针对乡村社区的三个爱聚盒子,分调研、社区会议和社区分享三种。这些都将成为未来的行动者随身携带的“武器”。

2004年之前,安猪还不是“多背一公斤”的“驴子”(喜欢背包旅行、游走天下的背包客),还只是一只普通的“驴子”。他大学里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毕业后成为广州和北京的IT企业里做市场推广之类的小白领。

2004年,另一只驴子崔英杰在云南一个村庄里呆了一个月,回来给安猪讲了几个支教老师的故事。他们有的在梅里雪山附近的村子,要走两个小时才能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打个电话;一个上海来的支教老师出车祸跌进河里,连尸体都没找到。崔英杰离开的时候,支教老师们托他给下一个村子的支教老师捎带两句话:你并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

听到这些故事时,安猪决定要做些什么,作为资深驴子背些物资进山是最容易想到的。于是第二天就定下了“多背一公斤”的方案,到驴友论坛里去推广。这年8月,安猪辞职去贵州和广西调研,沿途走访学校,最大的发现是山里除了缺物资,观念和知识的传递更重要。

从西南回来后,安猪继续找了份小白领的工作,一边建起了“多背一公斤”的推广网站,号召驴友传递物资、与偏远地区学校学生交流,并将旅途经历和学校需求信息上载网站与大家分享。

此时,“多背一公斤”仍处草创阶段。

2004年8月(笔误,应为2006年8月),安猪正式辞掉了养家糊口的工作,给了自己三年的期限去做“多背一公斤”,“做砸了顶多再回到IT业”。这年他34岁。

他用了大约半年时间到西南各地旅行,到农村去看风景,住在村民家里和他们聊天,走访学校。他信奉的哲学是:人是自私的,要让旅行者付出尽可能低,收获尽可能高,他才会乐意去做这样的事;同时一件事必须有意义且又有趣,这是作家王小波的话———光有意义是责任,光有趣则是娱乐,都无法长久。

“多背一公斤”的推广似乎非常顺利。和其他做N G O的公益人不同,安猪以一名资深驴友的身份闯进公益圈,身后跟随的也是一帮并不算小众的驴友群体,志愿者和驴友、公益和旅行之间的亲密关系被瞬间放大了。安猪也就成了一头站在驴友和公益人边界线上的驴子。

因为参与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安猪和“多背一公斤”被推进一个巨大的“场”,在这个宏阔的系统里,安猪和他的团队混乱地度过了半年,他脑袋停不下来的观察和思考,让他对公益的认识有了一些根源性的转变。

2009年8月,他实现了3年前的约定,“多背一公斤”活了下来,还成了驴友公益组织中的一个品牌。不过他再次一个人上路去旅行。“我决心过一种我想过的生活,旅行,工作,造福社会,同时还赚钱。我要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改变世界的一分子,我也要让我和我的同事过上足够体面的生活。至于它是不是叫NGO,是不是叫公益,对不起,我没兴趣。”

脱离公益圈里的概念的控制,让自己过得更纯粹,就是他旅行的原因。“一些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比如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创造新的体验?”或许每一只驴子在遇到一座山、一条河、一个村庄、一个人或一个故事之后,都可能会变成安猪,或者安狗及其他,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对话

我对自身的定位产生过怀疑

南都公益周刊:2008年对你和“多背一公斤”来说是个很大的转折点,你在四川地震灾区到底经历和思考了些什么?

安猪:我们一直在现场,看到很多真相跟外界的看法有出入时,心里触动很大。对自身的立场和定位也产生过怀疑,一度在思索我们所做的是否真能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实际上,到最后还是会回到公民权利的问题上,我们当时所做的事都是提供服务,跟公民权利没有关系。但有没有人去追究丧失权利的最终根源?如果你不追问,那么就永远会有人没地方住、没饭吃。我当时心里很纠结。

南都公益周刊:就是说你看到了社会的一些病根?这个对你后来做公益有什么影响?

安猪:当你在做这些公益项目时,都会看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会逼迫你去思考。事实上,公益组织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往往会忽略他们为什么会弱势。当你看到强者和弱者都要遵循某一项游戏规则时,你就会想到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制度构建者,能够创造和推动一个新的生存系统的产生,并保证相对安全。当然,现阶段要做到很难。

南都公益周刊:2008年爱聚在北京注册为企业,你称之为社会企业,“多背一公斤”只是爱聚的一个公益项目。你似乎一直对做N G O不怎么感兴趣?对公益圈里的规则也有点排斥?

安猪:我不想注册NGO,第一,因为我知道很难注册成功;第二,就算注册成功也会受到很多管制。我不想依靠别人的善意去生存,注册了公司,就可以直接跟商业企业合作,以服务费的形式赚取收入并解决行政费用等问题,公益项目还可以得到社会捐赠。

南都公益周刊:2008年之后,你怎么会想到去做NGO和公众之间的“翻译者”或者说“设计者”这样一个角色的呢?

安猪:在过去,我们会发现NGO和公众是分开的。NGO可以很专业,但是在公益圈里行动,NGO专业方法无法提供给公众。而另一方面,公众也有参与的意愿,NGO有很多资源,但缺乏有效方法。因此,你看到的社会公益,不过是捐捐钱,或者报名参加志愿者,没办法长期有效地参与。所以,有些方法要重新设计,让NGO专业方法变得简单、参与性强。这就是我想承担起翻译者或者说设计者角色的原因。在两者之间,我们特别关注与接近两个群体,一个是草根的NGO专业人员,一个是有专业技能的一些极客(Geek)。

南都公益周刊:“一公斤盒子”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么?作为“翻译”的工具,跟过去驴友们背着物资下乡有什么区别?

安猪:区别在于,以前驴友无论怎么背物资,在学校的互动都很难深入。驴友可能跟学生们玩玩游戏、唱唱歌就走了。有了这样一个盒子,你就很容易去开展一堂很有创意的课程。我们曾经发现志愿者或驴友去到学校,很难有兴趣去帮助学校设计一些课程。我们希望提供这样的盒子用以帮助学校老师、志愿者轻松开展课程互动。盒子里有一些基本的教学材料,包括笔、颜料等,还有一些生动的活动提示。

南都公益周刊:“一公斤盒子”就像行动者的武器。

安猪:对,就像武器,而且我们针对的不是最终的弱势群体,而是针对想去为这些人提供服务的行动者,让他们掌握简单有效的方法。

南都公益周刊:你为什么那么强调工具的重要性?

安猪:工具的威力在于,承载着思想和价值观,使用好工具,也就接受了某种价值观。就是互联网工具一样,它是平等开放的,例如使用博客、微博、facebook等工具,用多了,自然就发生了改变。所谓公益,实际还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不能单纯依靠理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让人接受理念。

南都公益周刊:所以你们更关注的是行动者本身,每个人参与的可能?

安猪:传统的公益行动可能更多着眼于被服务者,例如学校的老师也被当作被服务者看待。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为参与者、行动者提供服务,只有每个人的参与,这个世界才有可能改变。

南都公益周刊:真正的行动者可以成为改造或者创造一个新系统的力量?

安猪:这是一个基础性工作,从建设公民社会开始,让志愿者、行动者更有效地行动,让更多人参与,这样的途径完全可以找到。从我们自身的资源来看,还找不到可以去影响政策的可能性,那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更感兴趣的是,能让人参与公共事务后,感到这不再是与己无关、枯燥无力的做法,而是一个能有所收益并享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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