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昆明

到了好几天了,19号到的。落地虽然是晚上,但吹入车窗的凉风告诉我,昆明和成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

高原上的风,干爽、通透,和成都的潮湿闷热是两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昆明有点像北京,开阔,高远,不拘小节。

我发现自己会把城市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北京式的,大气,辽阔,另一类是成都式的(也包括上海、广州等),精致,生活化。

后一类城市的优势是生活方便,例如成都,随便走两步就有吃的,大排档开到通宵,在昆明就没那么幸运了,常常要走个十分钟才有吃的,而且大部分是米线(云南就没有别的菜了吗)。

然而,细节太丰富的城市难免世俗,少了一种一望无际的辽阔。

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作为公益创业者,有时候不得不同时面对所有层面的事情,从最抽象的理念、愿景,到战略、项目设计,再到最具体最琐碎的执行和汇报。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身陷在细节中不能自拔,这些细节淹没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工作变成了例行公事。

所以,最重要的,是必须留出让自己自由思考的时间。就如同在城市中,我们必须时时仰望天空。

在过去的三个月,最遗憾的,是没能给自己更多思考的时间。当然这样说不太准确,事实是我一直在思考,只是不得其法,无法到达思考的终点而已。

到达终点很难,因为自己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前进不仅仅是一个向外扩张的过程,更多时候,它实际是一个向内探寻和觉察的过程。

还记得一开始的忙碌与迷茫。我们算是最早参与救灾工作的组织之一,从5月12日晚上和一些公益组织共同倡议发起联合救灾行动(即后来的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到14日发布多背一公斤的救灾专题网站,然后17日抵达成都,参与前线的工作协调。刚到成都的那个星期,天天忙着调配物资和协调各方信息,每天从早上九点开始,不停地接电话和开会,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然后就是各个组织聚在一起,总结当天工作和安排下一步的行动。

即便如此,自己却很清楚,这一切行动都是暂时的。在紧急救援结束后,将有漫长的重建期,那时候,目标不再清晰,联合也将不复存在,每个组织都必须根据自己的使命和能力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单独战斗,那才是真正考验一个组织的承诺和能力的时候。而我们的困难在于,对于这样巨大的灾难,我们手头的资源实在太少;而对于漫长的灾后重建,我们又实在没有一星半点的经验。

真是困难。每一天我都不停地问自己:"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没有答案,直到这种拷问终于变成了抓狂。还记得在5月22(或23)日的晚上,一个人躺在青年旅舍的床上,毫无来由地不停地蹬着被子–那一刻,我想要释放的是什么?

然后去了安置点,于是就有了帐篷图书室,和后来的板房学校图书室项目。这些事情都不算很容易做,幸运的是,在一些朋友和机构的支持下,它们也慢慢地开展起来了。

某些时刻,以为找到了未来的方向,某些时刻,却依旧迷茫。

六月份南都基金会的案例分享会上,我发言的第一句:"之前分享案例的同行给人的印象是行动迅速,在灾区做了很多工作。但坦白说,我个人在这段时间是思考多于行动,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们能做的,而什么又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没必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意志坚决、行动迅速的组织,我们的确有很多迷茫,只要这不妨碍我们的前进。

这些迷茫,一方面来自方法的困惑,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另一方面,却来自态度和立场的矛盾。

随着工作的进行,开始走访更多地区,更多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

汉旺,整个镇都没毁了。这种景象,就仿佛被飞机来来回回炸了五遍,没有一面完整的墙,到处都是瓦砾。

到达富新二小的时候,失去孩子的父母正举着孩子的遗像,围在一起不肯散去。整个富新镇,一栋民居都没有塌,学校的办公楼也没有塌,唯独教学楼塌了。

这整个镇唯一一栋塌了的楼,比整个汉旺的残垣断瓦加起来更加触目惊心。

这一塌,死了137名学生,而报上去的数字是27。

作为身在其中的参与者,不可能对这些事实不闻不问。作为行动者,我们应该面向未来,应该鼓励幸存下来的人们更好地活下去。但作为公民,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如何面对那些被伤害、被忽略了的人们?

谁能告诉我,我们该用一种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

这两种无法调和的情绪,在7月1日终于到达了顶峰。

那天下午,我们到什邡市红白镇一位大姐家做旅游业调研。大姐的农家乐在地震中全部被毁了,但她还住在破了的房子里。在房子旁边的地里,大姐指着一个小土丘,告诉我们,她的小儿子死于地震。

过去整整五十天了,坟上的草居然长了足足有一尺高。

问大姐,如果我们提供支持的话,是否想重新搞农家乐。大姐说,她不想赚钱,只想有钱了给小儿子修一个好一点的坟。

红白死了将近四百个学生,但学校只上报了一百五十多。许多人的孩子,连死了被承认的资格都没有。

大姐的孩子,恐怕也是其中之一。

想起坟上的草,时间是过得很快的,许多记忆和事实会慢慢被大众所遗忘,但那些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呢?

朋友在当地做志愿者,他领我们到学校对面的山坡。层层的坡地上,一座座白色的新坟静躺着,布满了整个山坡。细数一下,居然已经超过了一百五十之数。

每个新坟都用两块薄薄的半圆形水泥板盖住,虽然做工粗糙,但已是当地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材料。每个坟前都放着孩子的照片,旁边摆着他们生前用过的物品。有的放着书、作业本和文具,看得出是个爱学习的孩子,有的是花,镜子,一看就是个爱漂亮的女孩,还有的放着篮球,想必是个小小体育迷。

这些物品透露出来的信息如此鲜活,仿佛每个孩子都不曾离去。有些人想抹去他们存在过的痕迹,他们的父母就用这样的方式抗争着。

我们站在山岗上,静默无语。七月的阳光灿烂,风拂过层层的新坟,也是静默无语。

那一刻,我的心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

回去的路上,车厢里气氛压抑得仿佛要凝固了一般,没有人能说得出一个字。我问自己,我们做的,是否有意义?我们为幸存的人们盖起了房子,建起了图书室,是否真的有意义?是否能再次避免眼前的悲剧?是否能让他们不再遭受被忽略的命运?

每一次拷问都让自己进入更深的无所依恃的境地。我知道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但至少开始看清一些因缘。人的生存和富足固然重要,但若没有独立的意志,则难免再次陷入被忽略和被奴役的境地。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去帮助人们重建物质上的家园固然重要,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那些能够触及人的灵魂的事。

于是在图书室项目中,有了后来的阅读教育。

之后的日子平静如水。我们继续联系书商,组织志愿者踩点,建图书室,同样的,我们也吃饭喝酒,夜夜烧烤。

七月初到长沙做了一次培训,和老曲睡一个房。老曲在几年前就从事法律维权和志愿者的培训工作,算是我的前辈。黑暗中,老曲幽幽叹了口气,"这世道真让人绝望呀。"

两人无语。那段时间发生的事,weng’an的动荡,上海的杨佳案等等,无不让人感到世道的崩坏竟隐隐已势难挽回。而要做一点事,却又如此的难。更别说不管做什么事,似乎都无法阻止这块巨石的加速下滑了。这当中的无力感,才是真正让人感到绝望的吧。

我知道这种绝望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所当然的,身在这个社会的大潮中,在最基层,在远离CCTV和新华社的地方,你无法不感到绝望。但我的训练也告诉自己,尽管这是自己无可逃避的命数,但沉溺其中只会让自己变得退缩和逃避。自己心力有限,暂时还无法从这种状态中脱身,但至少可以保持一点清明的认识。

在情绪的滔天巨浪前,这是唯一保证自我的小舟不被倾覆的力量。

虽然不好受,却终于可以和平地接受。不需要假装忽略,也不需要勉强而行之。就像蜗牛,就算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却也不用忧虑,慢慢爬就对了。

只需要一点时间和机缘而已。

这次来昆明,特意提前了几天到达,在头两天,依然感到烦躁不安,无法专心。

但这正是时候。我推掉了赵晗和小户抚仙湖的邀请,自己一个人留在了青年旅舍。

坐在四楼通道的沙发上,翻着书,看着天上的云,路边的树,和阳台上的花。然后,在某一个时刻,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这种难以表达的感觉,如果真要勉强表达的话,那就是:我开始接受这一切了。

不再企求,不再责备,不再自我保护。

我接受这个世界和所处的这片土地,尽管它看起来如此糟糕。我不再站在它的外面或对立面,而是成为它的一份子,接受它的所有。它崩坏,即我崩坏,它沉沦,即我沉沦。但同样的,只要还有一盏灯在亮着,这片大陆就不会黑暗。

我接受我们的团队。我们很小,力量很微薄,工作远非一帆风顺,有时无法被人理解,很多时候还险些难以为继。我们也不是明星,每个人都如此平凡,但当我们走到一起,却做出了不凡的事,并且,在大家身上,我看到了承担、勇敢和内省。

我也接受我自己。接受自己不可预知的未来和日渐老去的身体,接受自己疼痛的背部、糟糕的记性、和偶尔的坏脾气。当内心不再挣扎的时候,我能看得更远,更加自由,一切都很好。

如此而已。

感谢这段时间给我的波折。这样的波折不会停止,它必然再度光临。但每一次,它都会引导我进入更精微的层次。

PS. 这篇算是这几个月来的简单记录,前几天在昆明时写了一半,到广州后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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