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这几天思维又陷入了停滞,先把过去的日子补上。

6月17日

书接上回,继续从周锦宏(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所助理教授)的《企业公民创新:台湾苗栗"有机稻场"个案分析》说起。

分析用了这样一个框架:"使命–资源–运作–影响–可持续性",最后可持续性又指向了使命,形成了一个闭环。

在实际运作层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措施。例如为外来的参与者(旅游者)提供饭团DIY、用有机纸浆造纸学习绘画、建立本地的生态博物馆等。

不过我感受最深的,却是"成本"二字。

这个项目由华硕赞助,投资不菲,也建设了一些相当精致的设施,如咖啡馆等。但我的疑惑之处在于:这样的项目无疑赏心悦目,但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复制的?如果一个这样的项目需要一百万的资金,那么它在全台湾能做多少个?

引申开来,我们到底要做完美的项目,还是有效的项目?完美的项目是精致的,收益是最高的,但同时投入也最高。而有效的项目不是很完美,收益也许只有完美项目的80%,但投入却可能只有完美项目的一半甚至更少(在多数情况下,收益往往遵循递减规律。为了增加20%的产出,我们往往需要增加100%的投入。这样的例子在读书考试、土地耕作上比比皆是,甚至吃包子带来的满足感也遵循同样的规律)。

如果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进行有效的项目?

现在越来越重视成本(或者准确点说,单位投入)这个因素,原因有三:

  1. 我们很穷,所以每一笔投入都要慎之又慎
  2. 单位投入直接关系到规模,规模直接关系到盈利率
  3. 单位投入也直接关系到回收周期

不多说了,直接举两个例子:

一般的青年旅馆投资数以十万计,如果我们能开发出一种低廉的旅馆(或类似的东西),投入只需五千到一万,那么:

  1. 同样的资金投入,后者的扩散率是前者的10倍到100倍
  2. 要收回投资,在顾客人均消费相同的前提下,后者只需前者顾客量的1/10到1/100

这两点正好对应着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后者对我们尤其有现实意义:如果一个村子一年只需接待1000客人就可收回成本,那它的可持续性(几乎)肯定要比一年要接待一万甚至十万个客人的村子要更具有可持续性(不管是文化、环境还是旅游价值上)。

同样的例子是本地化的志愿组织(例如贵州白坡周老师的爱乡志愿者),一年的运作经费只需300元,并且由于在当地更有威望,所以更容易开展工作,成效也更快更好。而同样的工作要是由我们的NGO专家来做,恐怕费用至少是周老师的10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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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

今天早上社会创新研讨会第二场的主题是《社会企业》,自然不能错过。几个学者的演讲,总体感觉数据分析的多,实际操作的少,不过数据也有用,至少从整体认识到了香港台湾社会企业发展的状况。

总体来说不甚乐观。从经营状况来看,香港1/3的社会企业亏损,1/3持平,台湾四成亏损(记忆的数据,隔了一个多星期,可能有出入)。从收入来源来看,主要有三个:政府补贴、募捐和经营收入,其中政府补贴占了相当比重。

相比之下,大陆的社会企业基本没有政府补贴和募捐的可能,前景似乎更加不妙。

也许唯一的机会,就是成为最优秀的那10%吧。

总结的社会企业的主要困难在于:

  1. 缺少专业人才。无法以正常薪资聘请职业经理人。
  2. 缺少行销管道

某位老师在演讲中强调了运营的可复制性,非常好。要效益就要有规模,否则跟传统NGO的做项目有什么差别?

6月19日

上午和明磊一起到农村看朱明。朱明现在正在和彪哥一起搞农村社区农业,住在番禺一个楼盘旁边的村子里,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小伟一家和几个朋友,他们原来在云南做人子生活馆的社区项目,提供场地让边缘人群生活在一起,还提供资金让他们创业,现在他们打算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广州。

我的建议是,复制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分散化,类似与多背一公斤的做法,把模式变成模版,每个有心参与并且有一定资源(场地、时间、资金)的人都可以轻易地复制,做成一个个微型社区小组,而组织几乎不发生什么成本;另一个是产品化,类似英国的大问题杂志,把创业工作变成一个简单可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把人均创业成本降到最低,这样才能在有限的资源中尽可能地扩大参与人群。

两种方式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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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住的村子

晚上和liheng吃饭,讨论了TwinBooks项目中地方团队可参与的工作。

6月20日

中午和从深圳过来的GJ吃饭。GJ是1KG的粉丝,他借鉴1KG的思路做了一个"天堂电影院"的公益项目,刚开始不太久,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这个项目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认识GJ是因为他的夫人CY,CY是香江救助基金会的,在周日下午的社会创新研讨会上找到了我,安排了这次会面。

6月21日

中午和Nigel/Kassi夫妇及Sam吃饭,聊了聊TwinBooks项目的交流流程,又有一些新的思路,谢谢大家!

晚上回到了乡下。

6月25日

中午从乡下出来。下午和Julie聊了聊,她八月份要到上海呆两个月,帮她外公的传记收集材料,顺便也可以帮1KG干点活。晚上见了从成都过来的CX,她在做一个慈善刊物,帮我做一个专访。我们先是在花园对面的星巴克碰头(因为我下午在那),摄影师在附近拍了些照片(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一次猴子),然后我们就到烟墩路的十号咖啡坐下了。CX是一个很好玩的人,问的问题很真实也很深入,相信她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媒体人。

在和CX聊的时候,ouning过来了,他正在主持大声展的展出,累得不行,由于第二天他要赶回北京,所以趁晚上有空过来和我聊了聊,大致把双方情况介绍了一下,然后便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了。

ouning曾在大声展的开幕致辞中介绍了多背一公斤:

在谈到创意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焦点放在艺术、设计、电影、文化等方面,其实,我们更应关心社会创新的问题。比如说广东有一个网名叫安猪的年轻人发起了一个叫做"多背一公斤"的项目,鼓励那些去旅游的人,多背一公斤的文具和书刊,送给沿途贫穷地区的学生。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创意,吸引了许多人踊跃参加。这个创意实际上调动了人们去从事一个慈善事业,人们做好事再不是出自国家的动员,而是出于内心的自觉,这对于目前中国的社会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让人看到公民社会的希望。如果说一个展览要解决文化针对性,我觉得就应涉及类似的实践。

一直想和ouning好好聊聊,不是因为他宣传了我们,而是他能把多背一公斤的内涵评论得如此精当,并准确地我们放到了公民社会的层面去阐述,实在是神人呀。

6月26日

上午去南奥,阿爷家,见到了TY。TY和老飞曾在中甸古城开了一间德拉姆客栈,零五年旅行的时候我曾那住过,很喜欢。

可惜,后来他们跟房东闹了矛盾,还打起了官司,客栈自然就没有再做了。

翻看当时写的日记,看到当年自己在旅途中的唏嘘,以及对老飞和TY这种追求梦想的生活的向往。两年后,一切却全部易位,追求梦想的人又回到了现实,而羡慕的人却走在了梦想的途中,想起这些变化,不禁莞尔。

中午到小区会所吃阿拉的私房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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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车的时候)

下午在天河城和羊城晚报的记者聊了聊,他们要做一个广州志愿组织的系列,我们不幸位列其中。不过这样的系列其实是很主旋律的,所以问答过程有点老套,远不如昨晚和CX聊得精彩。

草草收场后看时候尚早,就走过去正佳广场看大声展。展位分布在正佳各个楼层的各个"角落",按ouning昨晚的说法,是要改变大家在一个封闭的空间看展览的习惯,要"多走动"。事实是,走动的确满多的,我走了两个小时也没有走完,不过当中的确有很多很有趣的展区。

"创意+科技+公益",应该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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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是广州地方团队的工作讨论,效率不错,到时候看会议纪要吧。

结束会议后,我到童心路的网吧上网。ideafactory讨论组讨论到一个网站:ppdai.com,模式参考外国的prosper和zopa,是基于互联网的c2c微贷,然后便说到了它的非营利版本:kiva.org,碰巧,晚上收到一封邮件也是关于kiva这种模式在中国的实践的,于是,我便开始认真研究起kiva.org来。

总体来说,我对这种模式在中国的实践持谨慎悲观态度。一般来说,一个人借钱给别人不外乎以下三种需求之一:

  1. 感情需求:朋友相求,义不容辞
  2. 利益需求:放贷投资
  3. 社会需求:投资弱者,助其自立

作为商业项目,它满足用户的需求1和需求2。对于需求1,问题在于:对于需求1,互联网应用有多大优势?比两个人签的借据有优势吗?比请一个律师做公证有优势吗?看不出来。

对于需求2,比起竞争性产品,例如股票、基金、房地产、银行存款,它的优势和风险各在哪里?我想,最大的风险在于信用。如果能解决信用问题,并且有可接受的收益率,那它应该会被大众所接受。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是来自借款方的:有多少借款是用作投资为了高额回报的?还是大多数仅仅为了救急?如果这些借款是用作救急,那似乎没有什么案例是既能增值又低风险的(这让我想起了投资零风险年收益50%的"神话")

相比之下,把这种模式作为非商业项目来运营似乎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时候用户的主要期望不在于资金的"回报",而在于社会价值的实现,所以,这时候用户往往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回报率和比较长的还款期。

不过,在中国实践这个模式,似乎时候尚早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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