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死亡是一场杀戮

最好的告别

我有读闲书的习惯。所谓闲书,就是那些无法即刻使用上的书,一个技术宅男看《科学养猪》即属此类(丁磊除外)。一个多月前,我在中国亚马逊网站发现了这本《最好的告别》,副标题是“关于衰老和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豆瓣评分高达9分。我买下了它,没想到它很快就成为了我的功课。

一周后,我在台湾旅行,弟弟在微信给我留言,说带妈妈去照B超,情况比较严重,可能是乳腺癌。三天后,确诊是乳腺癌四期。我上网一查,才知道癌症共分五期,四期是最晚一期。

“我的妈妈就要死了!”这个念头突然跳出来,并占据了我的心灵。然而我的感觉却说不上恐惧,更多是一种茫然,偶尔还有些悲伤。我知道我还没为此做好准备,完全没有。很难想象妈妈会得癌症,印象中她一直很健康,只是近几年,我才依稀发现,她头上的白发多了许多,眼中的光似乎也开始暗淡了。

从台湾回来后,我到江门的医院看妈妈。她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一根管子从病号服的领口出引出来,那是排出淤血的导流管。我坐在床边和她聊天,大概是些无聊的话题,但是她很开心,因为难得有人跟她聊天。在家里,妈妈是个沉默的存在,默默地劳作,操持一家几口三代人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和角色,她其实是颇有怨言的,她认为家里人并没有给她足够的重视和尊重。这样的问题其实无解,因为不管是我们世代的农村、又或是我们日夜相对的家庭,都没有发展出一种互相倾听和表达关爱的文化。

妈妈身体状况还好,唯一让我觉得不协调的是,她不时强调自己的乐观,眼神却阴晴不定。我感觉到她内心的恐惧,却无能为力。我不想给她那些虚假的希望和善意的安慰,我们都知道了真相,再这样做就近乎演戏了。

但是,我却不知道怎么和妈妈谈论真相。真相是什么?“死亡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杀戮”,《最好的告别》中的这句话就是真相。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一直都以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尚有胜算,殊不知败局早就注定,只是我们不肯承认罢了。

现代医术的发展加强了我们的错觉。以前死亡很快,一场伤寒或者疟疾,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两周,病人就一命呜呼。这过程只有短暂的痛苦,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死亡,咔嚓一下,巫婆就死了。如今,死亡被大大地延长了,短则三个月,长则三五年,于是便生出希望来,以为我们可以侥幸逃生,又或者奇迹般地带病活个二三十年。但是——

“死亡通常是一连串毁灭的过程,本质上会使死者的人性崩解,在我见过的死亡中,有尊严的并不多。”

在死亡的过程中,病患除了要面对死亡的焦虑,还有对痛苦的焦虑,对亲情感情的焦虑,对资金的焦虑……可悲的是,现代的医疗却忽略了患者对尊严和生命完整性的需求,仅把患者看成一件“物体”,最大量地运用各种药物和疗法,在病人的身体内狂轰滥炸,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应该体面地退出,还是痛苦地熬到最后?生命的延长和生活的质量哪个更重要?我想要三年不能自理的生活,最后在手术放疗化疗直至呼吸机这样一路崩溃到底,还是一两年还算健康平常的生活,然后在还清醒的时候安静地离去?

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思考和选择,我一直以为面对绝症只有拼死抗争一途,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或许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

感谢这本书,让我知道即使面对死亡,我们还依然有选择的权利。

我想起了奶奶。她活到了九十岁,去世前的十几年都住在广州大伯的家里。临终前半年,她一直唠叨着要回到乡下住。有那么几次,她突然就不见了。找到她时,她正在马路边踌躇,说打算去车站坐车回乡下。不过她不敢过马路,广州马路上的汽车太多太快,对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她来说,这是她终其一生都无法逾越的两个障碍之一(另一件是坐电动扶梯)。因为这个硬伤,奶奶每次出走都局限在街区的范围内,这让我们哭笑不得。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最后大伯还是顺了奶奶的意,让他的弟媳(也就是我妈妈)把她接回了乡下。据说奶奶在回家的车上非常开心,一直和老家的人用乡音聊天,还不停在看窗外的家乡风景,一点没有老年人坐长途汽车那种虚弱和疲惫。

两个月后,奶奶在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子里安详地去世。

少年时代总觉得奶奶很傻:如果一直留在广州的话,说不定能多活几年呢。但年岁渐长,才感悟到除了活得长,生命中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追寻,例如归属,又或者尊严。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奶奶是多么的智慧,她在她还能做决定的时候坚持选择了回到故乡,回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然后安静地、有尊严地逝去。

自然,在如何决定自己或家人的临终道路这件事上,不会有标准的答案。面对此难题,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对我而言,什么是更重要的?并据此来决定自己的选择。

当我意识到会和妈妈共同经历她人生的最后岁月时,我对自己的生命就有了不同的认识。

“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首先被提了出来。马上(几乎不带思考的),我推掉了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活动。接下来,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我聚焦了我们的业务。我们之前有两块主要业务,一块是现金流但发展空间不大,一块是我们想尝试的创新但充满变数。我把第一块暂停了,策略很简单:集中精力做我们认为重要而又感兴趣的事,快速验证其是否可行,如果不行,快速地终止。妈妈的事让我突然清醒:我的时间应该花在真正能创造价值的事情上面。如果我的事业仅能产生烧饼铺的价值(即使是叫“某少爷”的烧饼铺),那么停掉其实也没什么可惜的。

这样做了之后,我发现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妈妈,也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思考甚至旅行。

我甚至向自己提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果因为妈妈的病的缘故,我要失去30%、50%以至80%的时间,我会怎样应对?”这个问题给我带来了更精确的应对方案,虽然现在还没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但从一开始就做好规划能够让我更快速地应对,以及——更重要的——保持一个处变不惊的心态。

下一个问题是:我可以如何寻求帮助?

《最好的告别》这本书无疑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但远远不够。我发现向朋友告知和真诚的讨论会很有帮助,许多朋友给了我非常无私的建议和支持。有意思的是,这段时间我有两位朋友也被检查出癌症,我们和一些共同的朋友建立了微信群,互相支持和分享信息。因为这些朋友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再孤单呢和无助,谢谢你们。

最后一个问题: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我意识到我需要面对自己的死亡,而且它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生命未必总是增长,有朝一日它会开始衰败,然后像石头滚下山坡一样越来越快。虽然对我的年岁而言,我还处在山顶的位置,才刚刚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得不往下走的无奈,但越早的准备会让我活得更从容,也会看得更长远。然而每个人的死亡都只有一次,无法靠试错去学习(这个不像学游泳或者学骑自行车)。幸运的是,妈妈的病恰好给我提供了一个从旁观察学习的机会。除此以外,我还需要主动地猜测和构想。就像《火星救援》中马特达蒙为了在火星上生存所做的一系列行动一样,我们需要订立长远的目标,并且一个接着一个地解决问题。当解决了足够多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回到地球了。

如果我有四十年准备死亡(按照现在的人均寿命,这是相当现实的),那么,我首先要做的是勾勒出一个大体的框架——它可能分几个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指标等——作为我思考的起点。参照之前的一个问题,我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框架:

如果因为健康问题,我会失去30%、50%以至80%的行动能力,我会做什么?我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对于这个问题,我目前没有任何答案。但它给了我一个愉快的起点,生命的归程未必就是一个渐次衰败加惊惶失措的过程,它也可以如同火星救援一样,虽有限制、虽然越来越难,但过程总是充满了挑战和乐趣。

这样,当某一天到来,我就可以像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的——

“满意地结束你的旅行,就像一颗橄榄成熟时掉落一样,感激产生它的自然,谢谢它生于其上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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