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可以推动教育创新吗?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网站的EduDebate栏目每期都会有一个教育创新的主题讨论,最近一期的主题是“社会企业可以推动教育创新吗?”,受其邀请,我写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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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可能是全球工人最密集的城市。每年,中国有数百万内陆省份的农民离开家乡,来到这里的某个工厂,成为一名产品生产线上的工人。除了赚钱,让孩子成为城市人也是这些进城农民的目标,于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在这里。但是,这里的教育情况却让人担忧,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多样化的教育,孩子在放学后和周末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大多都在街道上游荡或流连于网吧。

科蚪,一个位于东莞厚街镇的学习空间,正在为当地社区的孩子提供创客教育。科蚪的创始人叫欧阳,之前是财经杂志的记者。欧阳成长于科蚪所在的社区,她的爸爸现在还是附近一家电子厂的打工者,母亲是社区的一名个体户。了解了社区的教育情况后,欧阳辞去了工作,开办了科蚪。

IMG_1810通常这样的面向低收入家庭儿童的项目都是采取NGO的形式:向基金会或公众筹款,然后免费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而欧阳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向服务对象收取学费。这是一种社会企业的模式。开办半年,目前已经有6名付费的孩子。欧阳计算过,只要20名付费的孩子她的空间就可以维持下去,她正在向这个目标努力。

这是我在过去一年走访过的众多中国教育创新项目中的一个。作为一个有意思的趋势,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初创项目采取了社会企业的形式。我问欧阳为什么这样选择时,她说:

第一,希望能有盈利,保障生存,第二,希望和服务对象有一种关系,他们是觉得“物”有所值才选择科蚪,我也就有了努力的参照目标。

欧阳的回答代表了很多教育创新者的想法。他们不满足于“做好事”,更希望把所做的事变成一个独立、可持续的事业。

社会企业可以推动教育创新吗?我个人的对此持乐观态度。

假设有一项教育服务,目前已有方案的成本是100元,而弱势群体的付费能力是50元。面对这样的的情景,你会怎么做?商业公司的做法是忽略这个群体,向有付费能力的人提供服务,并收取200元的价格,而NGO则采用筹款的方式,免费向弱势人群提供这些服务。对于这两者,都没有设计出一个更低成本的解决方案的动力。社会企业不一样,它首先要考虑的是:我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成本不高于50元的教育服务方案?

这也对社会企业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样要实现10万元的收入,商业企业要发现500个有钱的用户,NGO需要筹集到10万元捐款,而社会企业需要发现2000个愿意付费的穷人,这比前两者要难上更多。

社会企业在经营中面临更多类似的产品设计以及商业模式上的“限制”,然而限制也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就像斯蒂夫乔布斯要求必须要把MP3播放器设计成能把“5000首歌装进口袋”才有了iPod一样,我们相信,“限制”能够更好地激励社会企业进行低成本创新。这是社会企业的基因,这使得它在面向弱势人群提供创新服务时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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