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走了

临睡前看到的最后一段话,来自《恩宠与勇气》:

  崔雅守着承诺撑了一个星期的剧痛。她仍然奉行每一项治疗的细节,但拒绝了吗啡,为的是保持每个当下的觉察。她仰着头,面带微笑–绝不是伪装的。她仍然按部就班地过日子,她所展现的勇气与解脱的平等心,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我想未来也不可能再见到了,这是毫不夸张的。

  一星期过了,最后一天的傍晚,她温柔地对我说:"我要走了。"

  那一刻我只回答了一句:"好。"便抱起她步上楼梯。

  "等等,亲爱的,我要在日记上写点东西。"

  我为她拿来日记与笔,看着她以清楚娟秀的字迹写下:"这真的需要恩宠,当然–还有勇气!"她看着我。

   "我明白。"我静默了许久。我什么也不需要说,她都知道。"来,让我抱着我的女孩上楼吧。"

  歌德说过一句很凄美的话:"所有成熟的东西都想死。"崔雅已经成熟,因此她想死了。我一边看着她写下那一句话,心里一边默想,恩宠与勇气,存在与工作,静定与热情,臣服与意志,接纳与果决,这就是她一生的总结。她一生都在和自己灵魂的这两面角力,最后终于将它们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也是她临终的遗言。我看着她将这两面结合成一体;我看着这份和谐感扩散到她生命的每一个面向;我看着静定的热情为她的灵魂下了清楚的定义。她唯一的、最主要的人生目的已经完成;她完成了人生情境最残忍的考验,如果领悟得不够就会被击垮。她的智慧已然成熟,她想要死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抱着我亲爱的崔雅上楼。

深夜的青年旅馆依旧热闹,有人上网,有人看书,有人聊天。夜凉如水,我心中却只有深深的哀伤,不是为了死亡,而是面对死亡时的不得解脱:我将要如何死去?我将要如何经历,才能有这样强大而和谐的灵魂,才能这样毫无悔意地死去?

也许我应该认真地思考死亡的问题了,在这一刻它重要于其他的所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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