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不是不作恶,NGO是为善

第二场的讨论主题的NGO的组织建设,最后话题集中到目标和手段的分歧上来。众所周知,中国的环境很复杂,特别是在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有很多官场的潜规则,有时候为达到目标不得不采取一些不太公开的手段。我们不妨看看这个案例:

一个地方的NGO,为了取得政府再就业培训的采购合同,按照当地的潜规则,给了政府一定比例的回扣。你怎么看待这个NGO的行为?

如果不取得这个合同,那么结果可能是很多下岗工人得不到很好的培训,因此也会造成大量工人的持续失业和生活困难。这个时候,你怎么看待这个NGO的行为?

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是,很多NGO是站在批判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和这个组织,即使他们明明知道了失去合同对受助对象的影响之后。在他们眼中,NGO自身的纯洁性是高于一切的。

这反映了目前中国在NGO圈子中普遍存在的道德优越感的现象。没有多少组织能真正说的清自己的使命(大都是一堆空而又空的话),而说起道德来却总是一套又一套的。但是,这些"纯洁"的组织,他们的绩效又如何呢?他们真正给社会带来了多大的改变?

NGO自身的纯洁性和使命哪个重要?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使命,并且认为NGO自身是否纯洁毫不重要。一个组织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要达成什么,而不是它是谁。

保持纯洁性很容易:注册一个NGO,天天到媒体上发表文章,倡导或呼吁或批判,只要不做具体的实事,就永远不会有道德上的冲突–可这样有意义吗?

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世界。但行动必然会面对各种冲突和矛盾,相比那些在矛盾面前优雅地退却的人,我更欣赏那些努力前行的勇士,哪怕他们的姿势并不那么优美。

我们不妨看看最近的采访,柳传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样说的:

《中国企业家》:为了成功,期间有没有和环境妥协过?今天回想,有无为这些妥协后悔?

柳传志:成功需要妥协。在加入WTO之前,在把计划经济部分转向市场经济时,老的政策规章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它存在着,违法的事情本身有的时候就是符合形势需要的,如果你完全按照它的规定,企业也就不能发展了。比如1987年的时候发奖金,当时凡是奖金超过月工资的3倍,就交300%的税,我们后来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没有交,要不然公司没法发展(声音渐渐大了起来),但后来还是被发现,被罚了9万多,87年做的, 88年被发现。我没有感到什么惭愧的,因为没过几年就变成所得税了。

(此处省略两个事例)

还有一个妥协是当时办香港联想时,我们跟投资者有妥协,后来公司做大了,我们的话语权大了,也就把公司买回来了。归根结底是要牢记大目标,把企业办起来,到达目标的途径可以有不同。我的妥协总体还是成功的。多数的企业家垮是不适应大形势,环境变了不适应环境变化,比如最近汇率变了,再是行业变了,比如胶卷。华录也是受到DVD冲击,四通打字机,再是竞争对手,比如大的国外竞争者进入。应变能力不够表现在一是制定不出正确的战略,二是没有很好执行。

《中国企业家》:这种妥协在后来很多被作为企业家的"原罪"而加以清算,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柳传志:的确有很多企业曾经利用当时的形势发了一把,但也有一些把钱存下来,洗手不干了,现在又找到了新的正当的机会,有的花掉了,或者用在不正当的地方。我还记得1992年前后,联想搞广东惠阳工业园,当时正是卖地高潮,当时很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大发了一笔,但今天只有极个别还活着。

我建议国家不要再去找第一桶金的问题了,现在还在说"原罪"是不合理的。像联想这样完全凭着自己的知识去发展到今天的少之又少,都要走我们一样的路,那企业别做了,况且即便是我们也有妥协的时候,也有不干净的时候,要追究起来那没有企业是好的了,所以不应该再去追究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而是看它把这些钱用到了是么地方,要追究也应该有个时间点。

《中国企业家》:您觉得这个时间点定在何时比较合理?

柳传志:我觉得准备加入WTO前后是个时间点(把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比较走入正轨的时间,也就是97、98年,当时是中国决定要加入WTO前后),之前的全部清零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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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不是不作恶,NGO是为善》上有1条评论

  1. 使命必须是在某一个阶段稳定和确定的。
    纯洁性是采用参照标准量出来后的形容词。
    遵守潜规则是手段问题。
    至于回扣……..
    每个人/组织的底线是不同的。

    就象为善作恶,能说有绝对标准吗?

    现在流行混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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