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机和回信
半月前刚到成都，在出租车上问司机，现在灾区的情况怎么样了。
“很好呀，政府都安置好了。”
“可是，很多灾民还只能住在板房里过冬呀。”我问道。
“那还能怎么样？这是天灾，政府支持的已经够多的了，他们能住到板房，应该知足了。”
我想说什么，但突然想到在不到半年前自发开着车奔赴灾区的，也是这样的司机。于是无语。
朋友要在成都搞一个心理工作坊，参与者都是当地的中小企业老板。她想邀请我过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灾后重建工作，并且号召一下会员捐款。
不过，在和学员们谈了之后，她回信告诉我，“他们表示地震时已经捐了很多钱了，所以现在不愿意再次捐钱。”
七月份在一次论坛上我们就讨论过公众遗忘的问题，之后也看到政府在操纵媒体淡化四川，从迎奥运、看奥运、神七上天、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等等，这一系列操作几乎就是一次完美的清除记忆过程（若不是因为毒奶粉事件）。看到这一切，我一直以为遗忘是政治的要求。但这两件小事却给我以猛击，原来像墙一样立在我们面前的、真正可怕的、难以克服的，不是政府，而是整个社会的性格。
什么是遗忘？遗忘不是不记得，而是认为已经尽了义务，于是也就再无关系。
记不得的可以提醒，但明知苦难的存在却漠然处之，这才是最可怕的遗忘。
二、数手指
前几天和罗世鸿同学在成都吃饭。吃着吃着，谈到现在还有多少草根NGO在灾区现场工作，好，我们就来数一数吧。两个人伸出双手，开始数：遵道的、汉旺的、龙门山的……数呀数，到最后，居然只数到八家。
刚好朱建刚老师也在成都，两人于是找他喝茶。茶馆里，老陌、罗丹也在。我们把问题提出来，于是朱阿姨、老陌、罗丹三个人也伸出双手，遵道的、汉旺的、龙门山的……数呀数，最后每个人居然也只数到八家。
我承认我们有些孤陋寡闻，必然有许多机构（包括许多临时的志愿者团队）还坚守在灾区。但这个数字有多少？相信不会有人可以感到乐观。
NGO们是否在退却？这是我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我相信退却已经在发生，从我邮箱收到的救灾新闻的减少，从ngocn论坛救灾版的冷清就可以看出来。
尽管有同行还是很乐观，因为基金会还在支持。但我相信，NGO的力量不在基金会，而在公众。如果公众已经在遗忘，你又怎能不去回应，而甘心在一个小点上安心做事？到最后，这会不会又成为一个基金会、NGO和项目点之间自娱自乐的游戏？
三、再见红白
红白是一个让我深受刺激的地方，7月1日的拜访，是我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转折点。转眼间三个半月过去了，我又来到这个小镇。
红白中心校已经被彻底推平，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学校已经在安置点的板房复课了，进去问一位年轻的老师，现在学校有多少人？老师犹豫了一下，说：“有五六百吧，不过我也不太清楚。”然后就匆匆走了。
后来，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学校只有两百多学生。这多出来的，自然是要填原来瞒报的数。
想想这些老师，其实他们也是可怜人。最初说谎的未必是他们，但却要由他们来承担这个道德压力，而且是用一辈子的时间。
然后我们参观板房区，坦白说，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社区设施配备很完整，管理也不错，基本上可以用井井有条，安居乐业来形容。和居民们聊了几句，发现他们的情绪也不错。这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政府要有心想做好一件事，还真的不是一件难事。
午餐时间，我们到上次做旅游业调查的谢大姐的家里吃饭。大姐摆了三张桌子，我们十八个人分头坐下，然后就是不停地上菜，上呀上，上呀上，最后我数了数，居然上了21个菜！谢大姐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我们来的人多，谢大姐叫了她的三个姐妹来帮忙。忙完后，三位大姐坐到了我们这一桌，一坐下，她们就开始不停地诉说地震那天的情形。
“好惨呀！那天还下着雨，我们都冲下去跑到镇上，去救我们的孩子。”
“孩子们都压在下面，就在那里喊‘妈妈救救我’，喊着喊着就没有声音了。”
“我比较幸运，两个孩子都没事。不过大姐的孩子就没了。”
谢大姐忙完，也坐下来，听着三位姐妹说话，也没说什么。我们听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一个怪异的场面。按理说，不应该在死者的母亲面前谈论那场灾难。但我们也同样感受到那三位姐妹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他们忘记了平常的礼貌，完全地陷入到了当时的回忆中。
那一刻我发现，在这场地震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不管有没有失去孩子或亲人，伤害的刀已经永远地在每个人的心口划下，并且久久无法愈合。
走的时候，我们问大姐住哪里。大姐的房子都震坏了，没办法住。政府发了一万六的补助，让她原址重建，可这点钱根本不够盖房子。大姐说，她现在就睡在房子旁边的帐篷里。
可是，帐篷怎么过冬呢？
这是我一直担心的第三个问题，关于灾民的过冬。安置点无疑算是幸运的，因为那里有目光，有媒体，有对口的援建，甚至少数幸运的还有NGO的服务。但农村呢，这么一片广大的农村，那些世世代代以这片土地为生的人们，又有谁给过他们多一点目光？
这个冬天会不会出事？我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中国人现在无疑是越来越彪悍了，几万人的贵州小县城可以聚集起全部的青壮年甚至是少年去烧公安局，一人杀六警，又或者六警杀一人，相似的场景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上演。而在灾区这么广大的地域里，旧的伤痛尚未平复，冤屈仍被压抑，而新的不平又在产生，寒冬转瞬即至，谁又能担保不会发生一场新的动荡？
没有人能知道，只有等待结果。
四、卤味店和中学生
吃完午饭，我们一起下山往镇上走。谢大姐却一直跟着我们，原来她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店，卖卤味，下午要过去看店。大姐说，我要从小生意开始，从头再来。
还记得上次和薛野来红白，在广汉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张百万，他原来在银厂沟开农家乐的，身家过百万。可是一场地震把他的农家乐全埋了，只抢救出来一张农家乐的照片。张百万拿着照片告诉我们，他的新酒店是贷款买的，刚盖好就赶上了地震，这使得他不仅身家全无，还负债累累。不过，在张百万身上却看不到一点沮丧的神情。事实上，他很快就跑到了广汉的亲戚家，合伙开起了卤味店，在公路边招揽生意。
这就是四川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乐观和务实。他们的内心也许依然很痛，但却能很快爬起来，落手落脚，用最基本、最原始的方法去生活，从最底层的小生意开始做起，一步一步积累。有人批评灾民打麻将，却没看到这背后和破产的谢大姐（或张百万）开卤味店实际是同一种精神。若没有这种精神，这次地震产生的灾害还要大许多倍。
在离开红白前，我们又去了那个布满坟头的山坡，这里埋葬着部分在地震中丧生的学生和老师。三个多月不见，基本还是老样子。唯一的变化是，几个坟头前立了石头的墓碑，代替了原来寒碜的木板，而原来盖住坟头的两片临时糊起来的白色水泥预制板，也由于时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灰暗。
秋天到了，草不那么绿了，我们站在山坡上，竟有些萧杀的味道。
这时候，几个镇上的中学生上来了。他们走上来，默默地在一个坟头前面停驻，同行的胡子告诉我，那是他们逝去的物理老师。然后他们继续往前，沿着坟头一行一行地往上走过去，走到某个坟前就停留一小会——那是以前的同学或老师——他们停下来，看着，也不说什么。
那天是周五，为了让住宿的学生可以赶回家吃饭，所以下午的学放得早。这几个学生，也许住在安置点，须要回家做饭，又也许住在下面的村里，须要走几里的路才能到家。不管怎样，在一周结束之时，在天将黑之际，在回家之前，他们来到了这里，这个埋葬着他们的老师和同学的地方。
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但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种怀念，也是一种自我治疗。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我治疗，或者是诉说，或者是工作，或者仅仅只是怀念。
那我们呢，在看过这么多，经历过这么多之后，是不是也需要一种治疗？
是的，但我们的药就在这里，就在眼前的土地，就是眼前的人们。我们的生命，荒凉，但尚不至绝望。从谢大姐的卤味店，到这些中学生默默的行动，希望一直就在那儿。没有人帮自己，我们就自力更生，没有人记住，我们就自己怀念。这就是这里的人们正在做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后记
八月底我离开了四川一个半月，十月初才再次回来。隔了一段距离去看的好处是，你可以去猜测一幅更大的图景，并由此去判断自己做的事情是否真正有意义。公众遗忘、NGO的退却、灾民过冬难题是我对这幅大图景的猜测，重回四川后的种种经历，或多或少都验证了这些猜测。但是，正如同上述最后的两个故事一样，再黑暗的环境，我们依然还是可以看到光亮。
但是，你必须进入其中，才有可能看得见希望。在外面观望的，永远只有犹豫和绝望。
关于我们自己，不管是心态还是在做的事，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还在不断地发现和寻找，寻找那些可以超越这个冬天，到达三五年之后（或者更长时间）的事，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设计和创造，创造那些超越拾遗补缺，直达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工作。我相信，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