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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蛮，这次来伟大的祖国首都北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加了若干场NGO的会议，终于见识到了NGO会议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感觉正如一位作家写的： 在北京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南方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好了，收起书包，说正事。这次在北京密集地参加了N个NGO的会议，深深地感到NGO的会议真是与时俱进，单是会务的组织就让人叹为观止：保鲜沙龙把会场搬到了南锣鼓巷的酒吧（真棒！），南都基金会的发布会开到了美术馆，而最让人难忘的无疑是BC社会创新大会中美味的自助餐了，这样的会议，情调和美味具备，谁还能说俺们NGO的会就一定是枯燥的、乏味的，看这些会开得多么新潮，真是对我的胃口！ 当然，这些还不是最让我感动的。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却让我至今仍无法忘怀。 这是在某天的某个会议中发生的。那天下午，按照原定议程应该是某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主题发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这些NGO的门外汉都翘首以待等着这位老师的出场。等了30秒，终于有人站在了台上，却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Mr. Sky Gao。在众人的诧异中，Sky Gao同学用他那一贯zhuangbility的沉重声音宣布：该位老师因为最近参会发言过多，导致声带失声，无法到会发言。 天啊！这怎么可能！众人先是震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会场也是一片寂静。继而人群中开始发出阵阵叹息，隐约中还传来了低声的饮泣。在那一刻，我终于领悟到NGO的工作是多么的艰辛，就连会议也能把人累倒。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体会到了北京的会议是那么的频繁那么的重要，要不然这位老师也不会坚持参加了这么多的会以致倒了会场上。 每个人只有一副嗓子，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由此也可以看出NGO的会议是粗放型的发展，是以牺牲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这点还希望北方的同仁们多多注意。 北京作为中国NGO的革命胜地，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相比之下，南方的会就要少多了，老朱还曾酸溜溜地说过：“类似的会要是放到广州，周边的NGO就像过节一样地赶过来了。” 其实想必大家也知道，参会之意不在会，而在会议之外也。开会与其是学习，不如说是交际，大家天南地北的，经费也有限，只有借会议的机会见面叙旧、把酒言欢了，说到这，就算我对会议的内容再有一千个不满意，也要衷心地感激会议的组织者们把我们邀请到了一起，感谢惠泽人、感谢BC、感谢南都、感谢ICS…… 不过，会议这么频繁，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工作的质量。让我惊讶的是，我在北京开会的那个星期，我们团队的工作效率反而更高了，大家都很主动自觉地完成了工作，完全不需要督促。看来我才是团队的瓶颈，没有了我的瞎指挥，团队工作更顺利。 开会真好。

为期两天的NGO论坛终于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最后一个主题，心想终于可以在安然蹭了两天的饭后无惊无险地平安度过。谁知开场前主持人把我叫过去，“安猪，你来讲五分钟。” “啊？老朱不是说让我上午讲社会企业的吗？上午没讲，我还以为没我什么事了呢。” “就五分钟，你随便讲讲就行了。” 结果这么一随便，又出事了。 这个主题是公众参与，陈健民老师做评讲嘉宾，他做了一个主题发言后，就让我们四个案例分享的嘉宾分别发言。讲完之后，观众提问。 只见一位中年大叔抢过话筒，站在离我3米外45度的位置，开始向我开火。 “做NGO更应注意用词的严谨，不带偏见。像你刚才说的”小工“就是一个带有歧视性质的词。工人都是平等的，怎么还能有大小之分呢？”（大意如此） 哦，我是说过这个词，在以建筑工地举例的时候，我是说过“接项目，招小工”这样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个贬义词，心想这位大叔语文学得真好，快到博士水平了，居然能从这个角度看出我骨子里的阶级特权思想，看来我真要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好好改造才对。 不过事情还没完，指点完我，大叔很快就把话锋转向了陈健民老师，皆因陈老师在主题发言里说了一个词：普通公民。 “普通公民是什么意思？公民就是公民，难道还分普通跟特殊吗？”（大意） 陈老师坐在那只有笑，什么也不说。看到陈老师也泥菩萨过江，我的心里终于平衡了（多么阴暗呀）。 回到刚才那位大叔，他上来发言，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用语让他感到了冒犯。但我私人觉得，他的反应未免有点用力过猛了。 这样的大叔，似乎是NGO的特产，且不分地域，不仅华南盛产，北方也盛产——不信，到北京参加一下NGO的会就知道了。 将心比心，我自己其实也有过和这位大叔类似的经历和感觉。以前和一些台湾的朋友在私下里聊天，说起两岸，他们不说大陆和台湾，而说中国和台湾。对于大陆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词语无疑是非常刺耳的（也许要比“小工”和“普通公民”更加刺耳），我早过了愤青的年纪，但在第一次听到时，还是几乎要忍不住“礼貌”地指出对方说法中的不妥之处。不过我还是忍住了，我想，这是朋友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不带恶意，不含对任何人的歧视，也不会伤害任何人，说到底，这只是一种思想而已——而思想，只能讨论，是不应强迫对方接受，更不能作为治罪的理由的。 很遗憾，在NGO会议中，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给我的感觉更多的不是讨论，而是真理在握你必须接受的高调和强势。 半个月前，中文网志年会结束的晚上，一些参会的博客到北风的凸凹酒吧聚会。在酒吧里，连岳说了这样几句话： “我们这些想改变社会的人，在现阶段不会存在一个认识的误区？……一个就是说我们存在“传道”的焦虑，当我们的影响力不够的时候，或是我们说一些重要的话题的时候，旁边没有人马上应和，或是社会不马上改变的话，我们就会很焦虑。” 这种焦虑也许是NGOer们普遍存在的，很多时候，焦虑会变成攻击性的行为（或语言），因为“命令”对方屈服是最能立竿见影的，而许多时候，这种“命令”因为有道德上的正确性而变得理直气壮，就像五百年前我们把布鲁诺烧死，四十年前把牛鬼蛇神打死一样，这些人在当时的价值观甚至是科学观看来都是如此的荒谬绝伦，不仅在思想上大逆不道，甚至连他们的肉体都人人得以诛之。 在许多的NGO会议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道德幽灵，它们一手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民主”、“参与式”、“环保”等等的美妙的词汇，另一只手却抡着大棒，随时准备着对不同的意见狠狠出手——虽然这些幽灵只是淡淡的影子，但已足够引起我们的担忧。 请接着听连岳说： “……我们要怎么样防止成为一个受迫害幻想狂。或者换一个角度讲，也许在座的各位多多少少受过迫害。就是在迫害的状态下，我们怎么保持正常的心态、正常的心境。” 我一直很阴谋地觉得连岳的这些话是对NGO们说的，因为放到中国的NGOer们身上是在是太贴切了。 我们看到不平等，因此有了自己的理想，但又很容易把自己的理想变成绑架别人的工具，要求别人也像自己一样的“思考”。而在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后，我们又很容易把每个人都看做敌人，把每句话都看做敌意，于是，路越走越窄，到最后变成了小圈子的孤芳自赏，却还在抱怨世界为什么不理解我们。 如果这也是您的境遇的话，那么，我的唯一建议就是： 别急着做个NGOer，先好好做个正常人吧。